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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建構視角下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理論體系建設

作者:馬俊毅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探索》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6-22  浏覽次數: 357

【摘 要】比較政治學長期以來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道路和政治話語作為研究起點,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制度難以在國際政治話語中凸顯其主體性和學術研究價值。近年來,随着西方國家治理危機的出現和中國的崛起,比較政治學界的研究正在悄然從研究民主化到國家建構的轉變。國家建構理論為闡釋中國政治發展道路的特色和構建比較政治學的核心内容提供富有解釋力的視角。中國國家建構的五個核心邏輯是文明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超大規模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新時代,應從堅持政治道路的民族主體性,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理念,加強執政黨的建設,以發展為中心,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等多個維度深化與發展中國國家建構理論,初步形成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基本理論體系。

【關鍵詞】中國道路;國家建構;比較政治學;以人民為中心;治理現代化


1、引言

現有的政治學理論能否充分解釋中國政治發展的内在邏輯,或者說中國政治道路成功的内在邏輯、價值和經驗能否成為現代政治學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是新時代交給中國政治學研究者的重大課題。正如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闆,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1]中國國家發展在實踐上的卓越成就,以及中央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内在要求,使得構建以中國道路為研究内容的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既具有可行性又十分緊迫。“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2]從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的角度探索中國理論是提升中國政治道路的理論自信、進一步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基礎。

然而,由于目前政治學的理論體系還沒有一個系統的、足夠完整的框架可以解釋中國政治發展的複雜性、目标的全面性,因而也沒有反映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的艱巨性。因此,中國政治道路經常遭受指責或攻擊,無論是西方勢力誤解還是“故意歪曲”,都反映出需要加強中國比較政治學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目前學界已對中國的政治道路以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行研究,但還需要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更全面深入進行總結,以探究中國政治道路的内在邏輯,将中國政治道路的理論、話語、價值置于現代政治文明與比較政治學學科的視野下進行通約性的研究。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找到一個政治學的核心範疇或概念,其既能高度總結中國政治道路的形成邏輯和國家治理的經驗,同時又易于與既有的比較政治學學科銜接。經過長期的思考,筆者認為國家建構可以作為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基礎。本文提出中國國家建構的五個邏輯是文明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超大規模的多民族國家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在分析中國國家建構内在邏輯的基礎上,提出構建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

2、國家建構視野下中國政治道路的内在邏輯

筆者以為,中國政治道路的成功是近現代以來中國汲取傳統政治理論資源、借助馬克思主義理論、借鑒現代民族國家理論等,通過政治動員、政黨建設、社會改造、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等一系列偉大的社會實踐取得。而這些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曆史過程可以說是圍繞國家建構進行的,中國政治道路的成功就是中國國家建構的成功。

2.1國家建構: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核心概念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在政治方面,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一直被讨論,尤其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等一系列事件後,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曆史終結論”[3],西方社會出現了中國也将走向西方民主化道路的“預測”。然而,近年來西方式民主在中亞、中東并沒落地生根,反而引發了地區動蕩,西方國家本身也面臨嚴峻的社會問題,而中國在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中繼續取得驕人的成就。這一始料未及的“反轉”使得福山反思其将民主化作為比較政治核心理論範式的研究,轉而專注于國家建構。他認為國家建構的成功是一個國家發展成功的關鍵,從而将國家建構置于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中心議題。福山注意到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治發展研究中的制度主義開始複興,“這種學派不再把國家看作是各種社會壓力的一個被動目标,而是看作一個能夠主動地積極影響後果的事務”[4]131。福山進而提出,“政治發展可以理解為創造一套日益複雜且範圍廣泛的國家機構以促進集體行動或平息社會沖突”[4]123,即政治發展涵蓋民主發展且比民主發展涵義更為廣泛。在福山看來,國家建構更為重要,“在你能夠有民主之前,你必須先有國家:國家建設的行動隻是部分地與促進民主相重疊”[5]125。換言之,政治發展的内涵遠比促進政治民主寬泛,它涉及諸如國家構建和創設有效的國家機構等内容。有學者認為,福山的國家建構理論至少有以下創新之處:第一,指出現代國家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第二,指出民主制度建設與國家構建密不可分[6]

國家建構的核心是一個國家的政府組建治理機構、發展經濟,并有效地進行治理的能力。衡量國家建構的指标有很多,綜合起來,對外是國家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并在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中成為有效的行為體;對内是在國土空間上進行有效治理,實現民族團結和國家穩定。國家建構是所有現代國家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是國家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因而成為比較政治學的核心概念。從曆史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中國的國家建構包含曆史上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與政治文化的基因,從關鍵曆史節點來講,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了現代多民族國家建構的“嶄新之門”。新時代,黨中央提出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既是中國國家建構的目标也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2.2中國國家建構的内在邏輯

中國國家建構與世界其他國家既具有通約性,也有自身的特色。雖然學界認為中國在曆史上就具有完備的國家機構,例如科層制、選賢任能的政府機構、以國家為行為主體的政治權力機構等。但無論是從日趨激烈的國際競争環境,還是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以及世界各個國家在環境治理、恐怖主義、國家安全、社會矛盾、貧困、信仰危機等方面面臨的挑戰來看,當下中國的國家建構還面臨着諸多挑戰,國家建構“仍然在路上”。國際上一些被視為已經完成國家建構的國家也開始出現諸如大國幹預、治理失敗、國家經濟政策失敗、寡頭政治、金融壟斷、民族分裂主義、恐怖主義等造成的國家建構危機。筆者認為,中國國家建構的五個邏輯是文明型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國家、超大規模的多民族國家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

其一,文明型國家建構邏輯。張維為創造性地提出“文明型國家”的概念,深入剖析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現代國家也是一個延綿數千年的古老文明國家的獨特性,這包括它獨特的制度、模式、理念[7]。文明是人類生活的價值系統和意義體系,也是人們的精神家園。國家建構必須與既有的文明建立足夠的聯系。文明型國家的建構邏輯強調當代中國政治汲取中國五千年文明的文化資源和政治智慧。例如,中國自古以來就具有“民貴君輕”“仁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等政治思想;在幾千年國家發展過程構建選賢任能的機制成為當代文官制度的重要基礎;中國儒家文化“家國天下”的責任感、愛國主義情懷等是當代中國人的内在精神;中國文化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有助于促進人民團結、社會團結、民族團結。新時期“一帶一路”建設、孔子學院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發表文明包容互鑒的講話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等,都體現了中國繼承文明型國家傳統的國家建構邏輯。

其二,現代國家建構邏輯。現代國家建構是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于曆史上的王朝國家,核心内容體現為從王權到民權,從君主專治到法治,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同時,中國國家建構包括依法治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領土、邊疆、國防的鞏固,國民現代教育體系、官方語言的建立,現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文化的現代化與創造性轉化,等等。所有現代國家必備的屬性與特征都在中國國家建構的“任務單”中。中國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民族精神都需要在傳統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轉型與重構。

其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建構。社會主義性質是我國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國國家建構的重要邏輯。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後通過社會改造消除了階級剝削和壓迫,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決定了中國在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民生建設方面都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不同的特點。無論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共同富裕”“西氣東送”“南水北調”“西部大開發”“精準扶貧”等,都體現出中國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任由資本控制社會、綁架政治,産生社會的嚴重分化問題,而是始終保持國家建構的社會主義邏輯,在思想領域堅持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共同體意識”和相互認同的“話語”,可以說,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始終是中國國家建構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

其四,超大型多民族國家建構邏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性質,目前政治學界還沒有論著将其與整個國家建構的邏輯進行貫通性的論述,這使得民族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沒有引起政治學界的高度重視。中國的少數民族居住地域廣闊,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面積加起來占我國國土面積的半數以上,陸地邊境線絕大部分位于少數民族聚居區。近現代以來,各族人民在革命中共同奮鬥,新中國成立後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保衛了一些被企圖侵占的領土,平息了少數人鼓動少數民族脫離祖國的動亂。中國将“各民族的平等權利納入制度建構,相對曾以個體權利單項演進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及其造成的民族權利的制度困境”[8]103體現出政治優勢。中國“以階級解放與民族平等”構建了政治共同體[9],建立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新型社會主義民族關系。

其五,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國家建構邏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中國國家建構的核心邏輯。中國自鴉片戰争以來民族與國家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建立新型的人民民主國家,實現中華民族複興是百年中國人的夢想。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一邏輯具體體現為,一是在政黨-國家的基本屬性和功能中,中國共産黨是國家和社會政治運行和變革的“發動機”,中國共産黨的意識形态充當了“啟蒙”和“喚醒”國民、推動現代政治進程的工具,并由此獲得了統攝、規劃和引領人們的觀念和行為規範的地位[9]。二是與中國共産黨的自我建設緊密相關。中國共産黨以“人民”作為政治的核心,在國家建構所涉及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着卓越的價值理念主導,表現為力求超越階層、族群利益,以一種相當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天下為公”的理念,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國國家建構的五種内在邏輯緻力于從政治文化、政治哲學理念、政治治理體系等維度對中國政治發展進行一種立體式、全方位、結構性的透視。與之相對的是對于中國國家及政治道路的簡單定義或二元化歸類,如“民主與集權”“威權與自由”“左與右”“改革與保守”等。實際上,以西方為規範發展出來的比較政治學有很多特定的概念和理論,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投票率、競争性政黨等,很多概念對中國來說有一定的闡釋力,但又明顯存在“水土不服”,不能照搬照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從中國政治道路的邏輯出發,發展比較政治學的理論與話語。不過,要避免兩種極端做法:一是不顧中國政治道路的内在邏輯,隻以政治學既有的學術概念進行中國政治研究;二是放棄建構普遍性的政治學話語和理論,隻以本土經驗作為政治學的學術資源,這同樣存在巨大隐憂,不但學科的普适性、理論性滞後,無法形成系統知識,更不利的是學術話語滞後于政治發展的實踐,導緻中國雖然在做很多“正确的事”,但在國際上“有理說不清”。可行之道是以中國政治邏輯出發,對比較政治學既有知識體系進行發展。綜上,筆者以為,國家建構是比較政治學極具通約性和闡釋力的理論,中國國家建構的五種邏輯既能與既有學科概念承接對話,又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内涵。

3、以國家建構為核心的中國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建設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标。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由此提出的一系列舉措實際上凸顯了中國以國家建構為重要目标的政治道路。與此同時,國際政治學界也正在将國家建構作為比較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内容。這說明,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具有理論價值與道路優勢,中國特色的比較政治學應該在話語和理論上進一步增強自信,加強比較政治學理論建設。那麼,如何全面認識當代中國的國家建構,可以以改革開放作為節點,分為前後兩個曆史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是“全能意義”的國家建構的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之後是現代國家建構的第二階段,國家從全能屬性的建設轉向更現代化的國家建構。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意味着在國家建構的五個維度上繼續發展完善。從以上兩個階段與國家建構的五個維度出發,結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政治話語來建設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

3.1中國國家建構的民族道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10]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将共産主義理想、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以人民為中心等結合起來,指明了中國政治道路的方向與本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共産主義的理想後,人類社會發生了諸多變化,其中很重要的是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主權國家體系建立。“随着1914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以及第二國際、第三國際的相繼失敗,民族意識的形成、民族主義觀念的勃發、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紛紛建立紛至沓來,事實證明,民族問題已然成為了超越階級的核心主體。”[11]共産主義理想的實現必須正視民族國家,以及以民族國家為主體而形成的世界經濟政治體系與結構。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性學者曾經對這一趨勢與現象做出分析,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們應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概念,去把握社會發展中真正的對象——世界政治經濟機制結構”[12]352。也就是說,民族國家仍然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實際上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無法超越民族,當今國際社會的民族國家體系也難以改變。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包含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相結合的目标,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在十九大報告中,圍繞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對于如何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在從嚴治黨的前提下,對改革開放、國家治理、民族複興、實現現代化強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社會、外交等作出了全方位的長遠的藍圖規劃。這一偉大的藍圖不單是從理論上堅定了要将實現共産主義理想與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結合起來,而且做出了具體的規劃,對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道路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推進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同時也堅定了中國的政治道路。

3.2國家建構的核心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

中國政治的本質是人民為中心的政治。“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曆史前進的人間正道”[13]。近現代以來,随着中華文明遭遇危機,我國無數仁人志士希望通過改良與各種形式的革命,尋求建構統一強大的現代國家之路。實踐證明,以“人民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政治道路才能完成這一使命。中國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因此,我國的制度建設、國家建構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這個聚焦點錯了,就是出發點錯了,就是立足點錯了,我們的一切發展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就會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13]。“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衆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依靠人民創造曆史偉業。”[10]21資産階級政黨的聚焦點是資本,無産階級政黨的思維聚焦點是人民。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反映了資本與政治勢力的結合,産生貧富分化、族群沖突等結構性治理困境。新時代黨中央将“以人民為中心”作為政治“初心”,就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隻有不被資本勢力所綁架、左右,始終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才能防止結構性隐憂。

3.3國家建構的推動力:以發展為中心,解決社會矛盾,實現政治承諾

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中國政治具有承諾政治的特征[14]62。這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文獻中多次出現,同時,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為理論指導,善于總結不同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并将解決社會矛盾作為推動政治發展的動力。例如,制定五年計劃、遠景目标,随着每一步目标的實現,中國共産黨執政的正當性日益确立。其政治行為表現為:總結社會矛盾—作出承諾—系統治理—實現承諾。這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有所體現。例如,報告回顧了中國共産黨從建黨以來依次達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順應人民意願,勇于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等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目标。同時進一步指出,我國目前的社會基本矛盾已經發生變化,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生産力發展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我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戰略布局将緊緊圍繞這一新的基本矛盾的解決而展開。

實際上,發展是中國政府緻力于解決國内問題的核心。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成為擔負推進經濟發展的“責任政府”。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需要獨特的外部條件,必須以良好的制度作為獨特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國家是最重要的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平穩發展得益于政府始終将發展作為執政的核心,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始終伴之以國家建構,包括政府機構的改革優化、法治的完備等。而以“發展為中心”也為國家建構積累了物質基礎,從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促進了國家建構,二者形成了相互促進的關系。

3.4國家建構的核心領導力量:中國共産黨

“中國共産黨牢牢掌握着中國的核心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現代化事業無可辯駁的領導核心。”[15]1中國共産黨是實現我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核心力量,也是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力量。作為一個超越各種階層、各民族、嵌入各個層級的超大型組織,能夠有效地整合國家,實現國家建構和治理的目标。福山認為,“軟弱或失敗的國家是世界上很多嚴重問題的根源、從貧窮到艾滋病,從毒品到恐怖主義,不一而足”[6]7。中國共産黨的有效領導避免了因國家建構不力造成的“國家失敗和國家衰弱”。因此,加強黨的領導就要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

正是由于中國共産黨是國家建構的領導力量與和信念力量,所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共的治理水平,直接決定着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強弱和治理狀況的優劣”[15]1。實際上,十八大以來,通過一系列從嚴治黨的黨建工作以及反腐敗運動,黨正在自覺地将國家建構推進到政治現代化的更高階段。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了黨“自我革命”的要求,指出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黨最鮮明的品格。黨的建設不隻是要通過思想建設,還要進行制度建設。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蘊含着中國道路深刻的政治理念: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以人民為中心和從嚴治黨三者的緊密關系,即黨的職責、使命與合法性在于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黨自身不是目的,人民幸福才是目的。

3.5超大型多民族國家建構: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

中國在曆史上一直延續着多民族、多族群在超大的政治共同體内生存,即大一統的傳統,“天下”觀念、“和而不同”理念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因。然而,鴉片戰争以後,在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民族國家體系的強力沖擊下,中國面臨國家轉型的危機和任務。實踐證明,“排滿”“五族共和”“宗族”論,都無法擔負多民族現代國家的理論和實踐重任。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為原則,結合中國多民族的國情,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探索出建構現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正确道路。中國共産黨團結各黨派、各階層、各民族,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全面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緻力于維護民族平等、互助、團結、和諧,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民族及文化的多樣性與政治治理的關系是比較政治學中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從國際上看,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面臨着更為艱巨的國家建構的任務。正确處理和解決民族問題是國家建構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一些追趕型的發展中國家,現代政治秩序的尚未完全成熟,往往一方面受到外部政治勢力的幹涉,内部又呈現多族群的複雜認同,其在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不同的政治理念、政治集團勢力與錯綜複雜的民族宗教矛盾糾結,為國家建構設置無窮障礙,一旦族群沖突和矛盾激化,輕則社會動亂,重則戰火綿延,使得政治協商與合作十分困難。因此,中國的國家建構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成功解決民族問題是十分關鍵的環節,其價值、經驗,包涵的族際政治文明、協商政治等,是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基礎性内容。

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關于民族問題與民族工作的重要論述中,重點強調以下重要内容:第一,基于曆史上的多民族國情,憲法明确規定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民族平等原則;第三,從政治制度上解決民族問題,讓少數民族群衆參政議政,管理自身内部事務;第四,民族理論、政策、制度是以人民為中心,緻力于從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保障少數民族群衆和民族地區的權益;第五,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各民族群衆的幸福是民族理論政策的總目标。不忘初心,還要認識到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各族人民的共同智慧與貢獻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家治理和建設的任何階段都要不忘初心。新時代民族理論與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促進民族事務治理現代化,同時進一步增強民族凝聚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政治基礎。

3.6新時代國家建構的方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周其仁指出:“國家概念包括領土、國民和一整套治理制度。其中,以合法強制力為基礎的政府權力,來自國民授權,要受國民監督,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因此,國家不等同于政府,國家能力也不等同于政府能力。國家能力首先是管理權力受托關系的能力,政府受托獲得财政資源,依法行政,保護國家主權獨立和人民的生命财産安全、維護社會公正和秩序。”[16]對我國學界一些單方面強調政府能力的國家能力解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這實質上也反映了我國在新時期正在加強更加全面的國家能力建設,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央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實際上,政治學對國家建構與國家能力的理論研究較多。總體上,從完整的國家理論出發,趨向于将國家建構與國家權力進行區分,如施密特指出,強有力的國家不等于權力寬泛的國家[17]184-186。除了加強國家建構,即如福山所言“建立新的政府制度以及加強現有政府”之外,還應包括如亞當·斯密所指的政府的基本職能,即安全、司法公正以及市場無法提供的公共産品[18]305-309,以及包括正确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正如查爾斯·蒂利所言,國家是一個“組織”,其重要的結構特征之一是它與社會有一定程度的分殊(differentiation[6],國家與社會合二為一的“全能國家”實際上會損傷國家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造成國家弱化。李強認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行了一系列本質上是以現代國家建構為目标的改革,這是一個複雜的破與立交織的過程。在中國的環境下構建現代國家面臨雙重任務,即在縮小國家權力範圍的同時增強國家提供公共産品的能力[6]

我國“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緻力于建立科學合理的國家制度,其國家建構絕不會止步于“全能國家”,而是要在國家建構與國家能力建設方面不斷完善。十八大以來啟動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改革開放的延續和核心目标,也是國家建構與國家能力建設的方向。從以往強調的“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到改革開放就是要進一步回應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我國目前的國家能力建設需要進行一系列制度建設、社會建設和法治建設,社會更加公平正義。國家能力建設不能隻局限于國家财政經濟和政府權力的加強,而是要以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标,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态的全面發展,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政府治理的民主化、科學化,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政治,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我國的國家建構與國家能力的進一步完善和提高,是合乎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要基礎。

4、結語

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一是需要以國家建構作為核心概念,二是要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中包含中國國家建構的五個内在邏輯,即文明型國家、現代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超大規模的多民族國家和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第一,黨一直緻力于繼承與發展中華文明,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政治智慧進行合理汲取,并将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建設結合,無論是小康社會、“一帶一路”,還是多元一體、“大一統”“天下一家”等理念,都反映出中國的國家建構是在傳統文明國家基礎上的承繼。第二,中國的國家建構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大變革的基礎上實現的,既有的社會結構、階級階層都被改造為統一的、平等的國民,這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第三,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國家建構的核心力量和組織力量,中國特色的比較政治學需要深刻把握黨的政黨治理與組織架構、政策的執行與國家建構相互嵌入的結構性特征,将其作為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四,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是中國建構超大型多民族國家成功的關鍵,其理論、政策是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五,現代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傳統的科層制、國家認同觀念、儒家文化。不過,雖然中國的國家建構已經在政治現代化方面取得長足進步,但還面臨艱巨的任務與挑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比較政治學的任務與最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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