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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理論辨析:馬克思主義“趨勢論”與恰亞諾夫“均衡觀”

作者:周祖文 王志遠  責任編輯:于佳佳  信息來源:《歐亞經濟》2018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9-06-27  浏覽次數: 269

【摘 要】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認為,小規模農業将無法與大型資本主義農場競争。這種“趨勢論”在蘇聯逐漸演繹為“列甯—斯大林主義集體化”,并據此批判恰亞諾夫的小農“均衡觀”。事實上,恰亞諾夫與馬克思之間不存在根本對立和矛盾,兩種理論之間淵源頗深,研究方法也有相似之處。總體上看,恰亞諾夫理論帶有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特點,微觀基礎和政策主張之間邏輯關系清晰。恰亞諾夫創建“勞動—消費均衡”理論,為縱向合作社主張提供了理論基礎,卻不同于蘇聯橫向集體化政策。

【關鍵詞】小農;“趨勢論”;“勞動—消費均衡”;家庭經濟;合作社


經典小農理論所追求的目标模式不同,甚至在微觀勞動效率方面都存在不同認識,自然導緻農業發展道路上的明顯分歧。馬克思認為小農必然受到資本主義排擠;恰亞諾夫則認為小農可以在資本主義競争中獲得長久存在。

上述兩種觀點,無論在俄國曆史中,還是在當代世界,都曾經産生過重要影響。為此,筆者希望從這兩種小農理論的比較中尋找差别與共性,為分析具體問題提供理論參考。

一、“學界主流”的批評與恰亞諾夫的“回答”

恰亞諾夫是俄國著名農學家、統計學家,俄國“組織—生産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經就讀和任教于彼得羅夫農業科學院(現為莫斯科農業經濟學院)。他創立了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小農理論,認為家庭是農民經濟組織的核心,同時又是一個生産和消費的共同體,并非量入為出,而是量出為入。在由家庭人口規模決定的既定消費水平下,需要合理安排勞動投入,進而決定了勞動辛苦程度。當家庭在勞動辛苦程度和消費水平達成均衡之時,農業生産和消費都會保持穩定,這就是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此理論雖然後來在西方受到廣泛關注,恰亞諾夫著作也被翻譯為英語、日語、西班牙語等多種版本,但在當時卻遭到蘇聯“學界主流”的激烈批判,認為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恰亞諾夫本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也蒙受了“勞動農民黨”冤案。

1925年俄文版《農民經濟組織》導言中,恰亞諾夫特意整理了五個方面“批評”,并一一作出回答。這些批評來自于當時蘇聯的“正統派”觀點,其中的依據大多來自馬克思理論、列甯思想以及蘇聯農業政策等方面。盡管表面上是依據馬克思理論和方法所展開的批評,但深層次的原因都在于,恰亞諾夫理論與當時蘇聯官方“列甯—斯大林主義”小農政策相左。從中不難看出,這并非單純意義上的學術争論,更像是對恰亞諾夫和“組織—生産學派”的根本否定。為了更加清楚地說明這些批評觀點,我們将其概括為方法、理論、現實、趨勢和主張五個方面,整理為表1


1五個“批評”與恰亞諾夫的“回答”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1925年《農民經濟組織》中恰亞諾夫所寫《導言》整理。А.Ча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1925.С.204-211.中譯本可見[]A.恰亞諾夫,蕭正洪譯:《農民經濟組織》,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9頁。

由于曆史局限性,恰亞諾夫代表本人和“組織—生産學派”對這五個方面的回答并沒有完全展開,回應也比較保守。因此,有必要從更廣視角和更深層次再做一次理論評估,其中回答“批評”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将恰亞諾夫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進行比較分析才是更為重要的任務。

第一,在方法上,恰亞諾夫遵循從靜态到動态的分析思路,這不同于經典作家曆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産生這種區别,并非研究方法的差異,而是因為研究對象不同。恰亞諾夫在“回答”中提到馬克思在價值、資本循環、簡單再生産等方面也采取了靜态分析方法。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小農理論方面有着豐富的論述,而在方法上,基本都采取了先做靜态分析,再進行動态趨勢判斷。1923年,恰亞諾夫發表《關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問題》,其中分析貫穿了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家庭經濟等多種農業組織形式,這種曆史演繹方法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很多著作中的研究方法極為接近。為了回應“批評”,恰亞諾夫在1925年俄文版《農民經濟組織》正文中特意強調了靜态與動态相結合的分析方法,“本書前六章是靜态分析,而這一章将分析動态發展方式,即農民家庭經濟的未來可能形式”1

第二,關于理論淵源來自奧地利邊際學派的說法,這與恰亞諾夫分析家庭經濟“勞動—消費均衡”密切相關。他認為,農民家庭經濟會在勞動辛苦程度與單位盧布收入邊際效用相等時實現勞動投入與家庭消費的均衡水平。由此,被認為屬于邊際分析方法。不過,讨論恰亞諾夫理論是否背離馬克思主義,關鍵在于價值決定,而不在于農民能否在主觀上評價收入的效用。仔細看,恰亞諾夫的邊際分析方法的确接近于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龐巴維克。龐巴維克曾經提過五麻袋谷物的例子,其中第一袋用于生存,第二袋用于健康,第三袋用于飼養家禽,第四袋用于釀酒,第五袋用于飼養寵物2。這五袋谷物對生産者來說有着完全不同的效用,如果最初損失一袋,減少的效用僅僅相當于沒有飼養寵物的糧食,對于生活來說無關緊要。反之,如果在擁有四袋谷物的情況下繼續努力耕種,得到的也僅僅相當于擁有了喂養寵物的糧食而已。恰亞諾夫的單位盧布邊際收入效用與這五袋谷物的例子,道理上有相近之處。但是,将恰亞諾夫學說貼上奧地利學派标簽,目的還是為了“批評”而批評。理論上,恰亞諾夫所使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實際上就是增量的“極值”,這個概念在讨論均衡點時最為簡單便捷,這是叙述和表達方法上的特點。“邊際”這個概念與理論淵源沒有任何關系。

第三,批評者認為資本主義農場将取代小農經濟,因此,恰亞諾夫理論無用武之處。恰亞諾夫對此絲毫沒有讓步,他認為不僅在俄國,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也會長期存在家庭小農經濟模式。盡管當時全盤集體化的蘇聯現實說明了批評者的預見性,但時至今日看曆史,恰亞諾夫理論的适用性仍然很大。中國就是以小農經濟維持農業生産的典型國家,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就是最好的證明。不僅在中國這樣人多地少的國家,即使是當代俄羅斯,也仍然存在着數量衆多的居民經濟,其生産單位仍然是家庭,并且僅以10%的耕地貢獻了50%的農業總産值,勞動生産率明顯高于資本主義農場3。更為重要的是,恰亞諾夫理論還深刻影響了歐美、日本等學者,被認為是分析小農經濟的典範,其理論适用性毋庸置疑。

第四,在批評者看來,小農經濟無法與資本主義大型農場競争,未來小農必然淪為無産者,隻要将資本主義農場施行國有化,小農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而恰亞諾夫持相反态度,他認為“勞動—消費均衡”足以使小農穩定存在,即使在土地規模受到限制的條件下,農民也可以通過兼業勞動獲得額外收入,因此,非但不會被摧毀,反而是農業生産的中堅力量。至于農村領域的政治因素,恰亞諾夫完全沒有考慮,他所研究的範圍屬于經濟學、社會學、農學,但唯獨不屬于政治領域。如同馬克思在分析土地所有制時所說,“一切對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後都歸結為把私有權當作農業的限制和障礙來批判。一切對大土地所有制的反批判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兩個場合,都把政治的次要的考慮撇開不說”4

第五,批評者認為“組織—生産學派”支持前資本主義制度,其實不然。準确地說,恰亞諾夫與馬斯洛夫、馬卡洛夫等認為通過合作社可以提高農民收入,進而推動農業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也可以存在小農經濟。這一主張的理論内核就是“勞動—消費均衡”。也就是說,農民之所以維持低産出水平,并非由于不具備理性,或是經受不住大型資本主義農業的競争,而是因為農業利潤被信貸、地租、銷售等環節分割出去,才維持在“勞動—消費均衡”水平之上。

以上,通過對恰亞諾夫“回答”的總結和闡釋,重現曆史争論中的當代意義。不難看出,當時蘇聯“學界主流”觀點并沒有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的深意。

二、馬克思主義小農“趨勢論”

馬克思在小農理論方面著述頗多,對于小農經濟的定義較為統一。恩格斯這樣定義小農,“我們這裡所說的小農,是指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讓他養家糊口的限度”5。這個定義,實際上已經将小農生産與家庭消費聯系起來,這與恰亞諾夫的分析方法如出一轍,不過與“勞動—消費均衡”理論的穩定不同,恩格斯認為小農經濟不可能持續,屬于舊的生産方式殘餘。

在地租理論中,馬克思提到小農缺乏市場競争力,即小農經濟生産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而不是市場需求,生産行為也不由一般利潤率和地租等因素決定,小農經濟所面對的高地租,甚至包括利潤和工資的一部分。因此,馬克思認為“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排斥社會勞動生産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集聚、大規模的畜牧和對科學的累進的應用。高利貸和稅收制度必然到處使這種所有制陷入貧困境地”6。對于小農經濟的這種特點,恰亞諾夫完全贊同,并将馬克思關于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說法作為書中注釋列出7。不過,馬克思在農業主張方面卻完全不同于恰亞諾夫,他認為農業規模決定了農業生産效率。因此,“大規模的耕作,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既然證明比小塊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遠為優越,那麼,要是采用全國規模的耕作,難道不會更有力地推動生産嗎”8

很容易看到,關于小農經濟的定義和特點,恰亞諾夫與經典作家并無二緻,但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這與前文提到的分析方法有關,即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強調曆史和趨勢,研究範圍覆蓋整個歐洲,甚至是全世界,而恰亞諾夫則注重微觀均衡,主要讨論俄國小農經濟特點。但是,對理論層面上的觀點對立,仍然需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對此,可以将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界定為“趨勢論”,恰亞諾夫小農理論則為“均衡觀”。

依照“趨勢論”,既然小農經濟缺乏競争力,自然應當向大型農業過渡。為此,馬克思曾經對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的農民問題做過詳細研究。但是,這一過程的“中間邏輯”究竟是什麼,卻沒有全面完整闡述。正如恩格斯所說,“由于俄國的土地所有制和對農業生産者的剝削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因此在地租這一篇中,俄國應該起在第一冊研究工業雇傭勞動時英國所起的那種作用。遺憾的是,馬克思沒有能夠實現這個計劃”9。這給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帶來一定困惑,同時也留出了思考空間。

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後,民粹主義思潮頗有影響,包括将馬克思主義帶入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也積極響應“走入民間”活動,即由俄國知識分子深入農村提高生産水平,他們認為農民是天然的無産階級和社會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中有激進派,也有自由派。前者政治态度激進,不惜采取暗殺等非正當手段謀求農民革命。後者則是以赫爾岑、巴枯甯等人為代表的倡導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知識分子。此外,還包括著名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立足于俄國特殊論,即以村社為主體的俄國農民,擁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具備的民主主義基礎。很明顯,在廣義的民粹主義思潮中,對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帶有政治運動和社會活動的特點,但目标和方向卻并不明确。在方法上,由于反沙皇專制的措施極端,屢次遭受殘酷鎮壓。

如果将紛繁複雜的民粹主義進行簡單概括,應當是“繞過資本主義階段論”10。但是,此觀點究竟能否在理論和現實中成立?這決定了俄國思想界對民粹主義的認同和批判。民粹派認為村社是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特殊道路的保證。19世紀80年代,普列漢諾夫指出民粹派的村社社會主義的幻想難以實現,90年代列甯也批判民粹派的理論,并用大量事實和統計材料說明資本主義關系在俄國農村已經具有很大影響。

1883年,查蘇利奇和普列漢諾夫等人創立了“勞動解放社”,正式脫離民粹派并與之論戰。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評價很高,但最初對他們并不十分了解。在1882年《共産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提到,“由英勇無畏的維拉·查蘇利奇翻譯的第二個俄文版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11。事實上,真正的翻譯者是普列漢諾夫,對資産階級革命之前的俄國來說,由于普列漢諾夫積極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也被稱之為“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後來,恩格斯在《論俄國社會問題》中糾正了此前的偏差,“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已經在1882121日給普列漢諾夫翻譯的俄文版《共産主義宣言》寫的序言裡說過了”12。不過,這至少說明經典作家對普列漢諾夫和查蘇利奇等脫離民粹派的“勞動解放社”成員持欣賞和贊同的态度。

因此,馬克思寫給查蘇利奇的複信,必然深思熟慮,并且能夠反映他的真實思想。這封複信來自查蘇利奇的請教,核心觀點就是俄國能否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依靠村社制度實現農村現代化。馬克思的回答相當謹慎,接連寫了幾稿複信,真正發出去的卻極為簡短,其中既肯定俄國公社,也承認資本主義對農村的影響。


2馬克思《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



注:俄國村社制度具有特殊性,但由于具有重新分配土地的共有性質,馬克思在行文中稱之為“公社”。資料來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590頁。

從表2中很容易發現,這個困擾俄國理論界的問題,馬克思并沒有給出現成答案,仍然需要俄國思想家和客觀現實來回答。不過,經典作家已經看到俄國農村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在俄國歐洲部分,農民占有1.05億俄畝土地,貴族(為簡便起見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稱為貴族)占有1億俄畝土地……農民為自己這一半土地一年交納1.95億盧布的土地稅,而貴族則隻交納1300萬”13!在農村問題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普列漢諾夫與列甯之間形成了激烈争論,并逐漸演繹為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觀點對立。十月革命勝利後,馬克思主義小農“趨勢論”被列甯以戰時共産主義、新經濟政策、橫向合作社等政策所代替,并在斯大林時代形成農業全盤集體化。但在重工輕農的理念支配下,不僅沒有真正改變農村内部的根本矛盾,反而使之更加尖銳。據蘇聯曆史檔案披露,僅1930年就發生約2000起農村暴亂事件,卷入農民達70萬人14

三、列甯小農理論和蘇聯農業政策

列甯對小農問題的理解,較早的時候受考茨基影響。考茨基一方面認為小農弱勢,“農民現在已陷于依靠市場的地位,市場顯得比天氣還更難掌握和更不可靠”15。另一方面,考茨基承認小農具有穩定性,隻不過這不同于民粹派“關于小農優越于大農業”的觀點,贊同小農穩定是因為看到了小農的自我剝削。列甯在1899年盛贊考茨基觀點,“考茨基詳盡地闡述了這一觀點,并且詳細地說明了這樣一個情況:農業中小生産穩固,絕對不是由于它在技術上合理,而是由于小農拼命幹比雇傭工人更多的活,而同時卻把自己的需要水平降低到後者的需要水平和生活水平以下。考茨基用來證明這一點的材料是使人心悅誠服的”16。當時,列甯認同考茨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兩人都是民粹主義思想的否定者。列甯說:“在我們俄國,持自由主義民粹派觀點的人物也常常拿丹麥當‘王牌’來攻擊馬克思主義,維護所謂小農經濟富有生命力的理論。例如自由主義者赫爾岑在第一屆杜馬的演說,以及民粹主義者卡拉瓦耶夫在第二屆杜馬的演說就是如此。”17

應當說,考茨基這種市場中弱勢、個體卻穩定的小農觀點非常接近于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他們都認為小農的挑戰并非來自自身,而是來自市場,因此,如何協調小農戶與大市場的關系才是農業政策的關鍵所在。不過,在對待小農問題上,列甯與恰亞諾夫之間卻存在不同的主張。恰亞諾夫主張在不改變家庭小農經營條件下實行縱向一體化合作,而列甯則主張農戶橫向聯合的一體化合作。理解這方面,需要仔細梳理列甯對“小農穩定論”從肯定到批判的認識過程。

列甯在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方面著述頗多,但關于小農的定義卻與經典作家有所不同。列甯這樣定義小農,“的确,大家都在談論小生産。而什麼是小生産呢?對這個問題最常見的回答是,小生産是一種不使用雇傭勞動的生産。有這種看法的不隻是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愛德華·大衛的《社會主義和農業》這本書稱得上是綜合資産階級土地問題理論的最新著述之一,他在該書俄譯本第29頁寫道:‘凡是我們提到小生産的時候,我們指的都是那種不經常依靠外力幫助,也不從事副業而活動的經濟範疇’”18。列甯與愛德華·大衛對小農的定義并無差别,但分析結論卻截然相反。列甯在這裡提到的小農概念,不同于馬克思、恩格斯之處在于,他所衡量的并非生産和消費規模,而是以是否使用雇傭勞動為标準。這樣看,俄國農奴制改革後的幾乎所有村社居民,無論經營規模大小都屬于小農。

列甯關于小農理論的研究,與俄國無産階級革命不無關系。他曾經說過,“克裡木戰争表明了農奴制俄國的腐敗和無能。農民的‘騷亂’在解放前每10年都要高漲一次,使得頭号地主亞曆山大二世不得不承認,與其等待從下面來推翻,不如從上面來解放”19。列甯此文發表于1911年《社會民主黨人報》。現在看來,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對俄國斯托雷平改革動因的總結,還不如說是對斯托雷平改革本質的評價。顯然,列甯不僅關注小農的經濟特點,還特别注重分析小農在無産階級革命中的作用,由此否定“小農穩定論”也合乎邏輯。

十月革命勝利後,百廢待興的俄國,内部有蘇俄内戰,外部則面臨德、英、美、法、日等協約國武裝幹涉。如果按照國土面積計算,布爾什維克曾經一度失去全國大部分領土的控制權,但仍然掌控莫斯科和大型工業區。不過,與工業基礎相比,糧食、原材料和燃料仍面臨短缺。此時,列甯關于小農的定義和主張也明顯不同。在“餘糧征集制”中,小農概念不再依靠是否雇傭勞動來界定,而是以生産和消費規模為依據,劃分為貧苦農民和富農:“凡糧食(包括新打下來的糧食)超過自己的消費量(包括全家口糧、牲口糧食、種子)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都算富裕農民……讓貧苦農民委員會從富農那裡沒收種子糧,無論如何要這樣做,如果現在不行,以後也得向富農征收——先暫時從地主農場拿出一部分糧食交給貧苦農民作種子”20。但是,無論是貧農還是富農,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傭勞動,這與上述小農概念存在根本區别。更為關鍵的是,曾經以小農生産效率為中心的論戰,此時已經演繹為非效率标準。農村中也呈現“逆淘汰”特點,即效率越高的富農,越是受到剝奪,農民開始消極對待生産,以摘掉富農帽子。

總體上看,列甯堅持馬克思主義小農“趨勢論”,認為小農不具有穩定性,無法與資本主義大農業展開競争。但是,當列甯的觀點受到蘇聯學界政界認可後,馬克思主義“趨勢論”逐漸被人們忽略,甚至關于小農的定義也愈發模糊。列甯逝世後,蘇聯高層均以繼承和發展列甯主義為理論依據,這種特點在斯大林施行全盤集體化時表現得尤為明顯21。當然,蘇聯時代的農民問題和農業政策也受到很多批評,俄羅斯較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1917年秋季到來之前,即早在十月政變以前(指十月革命——引者注),自發的農民暴動已經席卷俄國。奪取地主土地及其莊園具有群衆性規模。這是國内戰争最初的火光。革命的領袖們終究未能明白俄國農民問題的全部深刻意義”22。鄧小平曾經這樣評價全盤集體化,“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甯的思路比較好,搞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23。蘇聯全盤集體化之時,鄧小平正在莫斯科學習,因此,其觀點并非單純源于理論總結,更是得自于親身體會。

顯然,在馬克思看來,盡管不同意民粹派的“俄國特殊論”,但對村社制度仍然十分重視。不過,在列甯小農理論和蘇聯農業政策中,都将村社看作是落後生産方式,因而将其忽略,甚至是摧毀。俄國村社實行農民共同占有土地、農業輪作統一并帶有強制性,根據農戶規模獲得土地,農民無權撂荒土地或買賣,并定期重新分配。村社内的森林和牧場共同使用,不得分割,村社管理機構由選舉産生。俄國村社制度從遠古時代就開始存在,這與俄國特有的農業生産方式有關。建造房屋需要樹木,喂養牲畜需要草原,同時靠近森林、草原和河流的地區就成為最為理想的農耕地帶。但是,砍伐、狩獵和保護村莊需要集體共同努力,任何帶有私有産權特點的土地分配都不利于村莊安全和可持續耕作。這種特有的自然條件與村社制度之間可謂是絲絲入扣、不可分割。在沙皇政府和地主階級那裡,村社也為管理和剝削農民提供了封建基礎,利用村社監視生産、掠奪産品、榨取稅賦、強迫徭役。同時,村社對農民的集體保護作用仍然存在,19051907年農民革命中村社便作為革命鬥争的組織基礎。正是看到這點,斯托雷平才頒布允許土地自由買賣、摧毀村社、扶植富農的辦法。盡管有很多農戶退出村社,但作為農村社會制度的基礎,村社并沒有完全消失。十月革命前夕,大部分農民仍然生活在村社中,真正使村社制度消失的政策恰恰是斯大林所頒布的更大規模、更具強制性的全盤集體化政策。

這樣看,蘇聯時代的官方農業政策,相當于忽略村社制度這一前提來分析小農發展問題。這是不同于馬克思小農理論的本質區别。更何況,馬克思所讨論的小農,主要面對來自于市場方面和資本主義大農業的競争,沒有考慮到國家與農戶之間的稅收和征收關系。從這兩個角度看,蘇聯時代的小農理論已經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當然,也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小農“趨勢論”在蘇聯演繹為列甯主義小農理論,恰亞諾夫的“均衡觀”才招緻更加猛烈的批判。如前文所述,單純從馬克思小農理論的方法和觀點出發,恰亞諾夫與之有很多相似、相近之處,隻不過觀點不同而已。然而,在官方農業理論逐漸傾向于集體化之時,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不僅顯得格格不入,甚至因此給他帶來“莫須有”的罪名。可以看出,蘇聯官方對恰亞諾夫的五個“批評”,并非來自馬克思主義小農理論,而是基于列甯主義思想,客觀上屬于張冠李戴、不得要領。

四、恰亞諾夫小農理論的“均衡觀”

恰亞諾夫的“勞動—消費均衡”理論源自俄國的小農經濟現實,也是他在《農民經濟組織》中特别強調的理論基礎。他認為,家庭小農經濟的勞動投入,上限取決于家庭可利用勞動力,下限則取決于家庭消費需求,也就是說家庭小農經濟并非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勞動投入和家庭消費的均衡。一旦達到内部均衡狀态,家庭農業産出也就随之達到均衡。因此,家庭勞動辛苦程度主要取決于消費人數與勞動人數的比例,此比例越高,農業勞動的辛苦程度越高,小農就會表現為自我剝削。

就此,他列出了俄國家庭小農的實際情況:在孩子數量從1個增至9個的過程中,由于未成年人隻相當于半個或少半個勞動力,家庭勞動辛苦程度呈上升狀态,當孩子逐漸成年後,家庭勞動辛苦程度才會逐漸下降,并保持在新的均衡水平24。這樣看,每個家庭的“勞動—消費均衡”水平都會有所不同,但全部家庭小農經濟加總之後,由于不同家庭人口數量的移動平均,農業總産出會基本保持穩定。關鍵問題在于,這種均衡水平是否達到了既有勞動力和耕地數量上的最優水平?答案是否定的。盡管存在勞動自我剝削,但無論從總體上還是從平均上看,都是在基本滿足農業總人口的消費需求推動下綜合考量勞動投入,因此,農業總産出與可能最優産量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潛在缺口。恰亞諾夫認為,這才是俄國農業需要克服的困難。

因此,在恰亞諾夫理論體系中,“勞動—消費均衡”僅僅是作為微觀理論基礎,而不是政策主張。他所提倡的農業發展道路,應當是縱向一體化的合作社制度。表面上看,這種合作社制度應當符合蘇聯官方農業政策傾向,其實卻有着本質區别。列甯強調的合作社屬于橫向一體化,即将衆多小農經濟逐漸整合為國營農場;斯大林全盤集體化中,則以集體農莊形式覆蓋了全部家庭小農。而恰亞諾夫認為應當通過縱向一體化,通過為農民提供采購、信貸、生産等環節的外部社會服務,進而提高每個家庭小農經濟的“勞動—消費均衡”水平,這樣就可以實現全國農業産出提高的目标。

在理論上,恰亞諾夫在充分肯定家庭小農經濟“勞動—消費均衡”條件下,嘗試以合作社方式扶植小農經濟發展。為此,在1925年《農民經濟組織》出版後,又于1927年出版《農業合作社的基本原理與組織形式》,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如何通過合作社提高農民收入,進而增進農業産出25。現實中,恰亞諾夫與“組織—生産學派”的同仁們創辦了全俄第一家亞麻合作社,并取得了難能可貴的農業收入。可以說,在縱向一體化的合作社方面,恰亞諾夫既是理論家,也是實踐者。

如前文所述,恰亞諾夫的理論構建和研究方法得到了馬克思小農理論的啟發,兩者之間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在恰亞諾夫看來,農業從屬于國民經濟體系,很多農業生産方面的特征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自然不能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眼光來評價農業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恰亞諾夫曾經三次提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家庭農業沒有工資概念,因此不同于《資本論》第1卷中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第二,關于家庭小農經濟的資本,其循環方式不同于《資本論》第2卷中産業資本循環;第三,關于俄國農民可以接受高額地租,甚至超過土地市場價格,這與《資本論》第3卷中劣等土地也可以獲得地租的觀點已經非常接近26。在俄國,這三個方面都可以在現實中獲得檢驗,由此恰亞諾夫将家庭小農經濟描述為:具有自我剝削特征、很難實現資本積累、可以接受高額地租的非資本主義農業生産。

當然,從理論層面上恰亞諾夫也并未将“勞動—消費均衡”局限于農業經濟,而認為它是符合家庭經濟特點的農業、手工業、畜牧業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他将這些範疇定義為“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過,這并非對應着原始社會和自然經濟,在《關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問題》中,恰亞諾夫詳細闡述了這一觀點,也可以将其視為從現實經驗分析抽象到理論邏輯推演的總結。此文發表于1924年德國《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雜志第3期(第577613頁),俄文版收錄在《農民經濟》一書中(第114143頁)。文中不僅闡述蘇聯小農經濟具有穩定性,而且可以在世界市場中立足,更是全面闡述了“勞動—消費均衡”理論:“僅僅從經濟結構表面的理論分析,就足以使我們相信,農民經濟活動所具有的特殊性,很難用經典的政治經濟學以及相關理論進行解釋”27。在研究方法上,恰亞諾夫與馬克思非常接近,都是通過曆史與邏輯相結合、從具體到抽象的方式。在理論淵源方面,恰亞諾夫理論介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德國曆史學派之間,前者認為經濟社會可以通過價格、工資、利息等範疇調節實現均衡,後者則認為任何經濟現象都依賴于曆史形成,而不可能構建一般性理論。恰亞諾夫則認為兩者都有所偏頗,小農經濟既會受到客觀曆史現實影響,也可以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般性理論,俄國的經驗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正是因此篇論文在恰亞諾夫理論中的重要性,西方學者最初将《農民經濟組織》和《關于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理論問題》翻譯彙編為一冊,稱之為《農民經濟理論》28

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趨勢論”與恰亞諾夫“均衡觀”之間的相近之處不可謂不多。更為重要的是,兩種觀點的邏輯前提完全一緻,馬克思和恰亞諾夫都是基于小農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不過馬克思認為市場競争可以覆蓋全部農業主體,因此“規模”成為決定競争優勢的根本原因;而恰亞諾夫則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觸及家庭小農經濟内部,由此得出“小農穩定論”觀點。恰亞諾夫也并不認為農業将會永遠保持低水平的“勞動—消費均衡”,通過合作社可以使小農與市場之間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系。而馬克思則認為需要通過土地國有制來實現小農聯合,進而擺脫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競争和剝削。

農業生産容易受天氣和自然條件影響,甚至被認為屬于“靠天吃飯”的行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仍然被認為是需要保護和支持的弱勢産業。然而,除了天氣和市場兩個因素外,還有來自國家和社會層面對農業的掠奪。西方學者曾經這樣描述農民這一概念:“隻有當種田人受制于他們之外的社會階層的權勢者的需要和制裁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恰當地說他們是農民”29。此中深意不可謂不準确。1861年之前的俄國農民承受着沙皇和地主階層的剝削,此時廣大農民在權貴階層面前處于弱勢。農奴解放後,關于小農向何處去的問題引起民粹派、勞動解放社、列甯主義等方面的論戰。此時,關于小農弱勢的理由,在于面對市場。然而,當列甯主義小農理論被斯大林以農業集體化政策實施後,農民所承受的負擔卻實實在在地來自于國家。在重工輕農的理念驅動下,工農業産品價格“剪刀差”為工業積累資金的同時也在剝奪農民利益。此時蘇聯的政策卻與馬克思主義“趨勢論”相去甚遠,與恰亞諾夫“均衡觀”背道而馳。

五、結語

從當前看,還沒有任何一種小農理論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馬克思主義“趨勢論”和恰亞諾夫“均衡觀”也是這樣,兩者各有側重,比較的目的在于厘清内涵和邏輯,而不在于進行孰是孰非的價值判斷。應當說,對于美國和歐洲等國來說,馬克思主義“趨勢論”可以得到檢驗,越來越多的機械化家庭農場逐漸代替小農經濟,無論是單位勞動力的農産品産量,還是單位耕地面積的利潤,都呈現較高水平。而對于亞洲國家來說,特别是中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人口密集客觀上決定了小農經濟必然長期存在,恰亞諾夫理論在這些國家仍然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當然,兩種理論本身并不對立,折中地看待也并非不可能。中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就兼具兩種理論的優點,“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産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适應科學種田和生産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适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30。從人民公社回歸到家庭經濟,是對恰亞諾夫關于小農穩定觀點的肯定,而發展适度規模經營,則屬于橫向拓展,也符合馬克思的“趨勢論”。


注釋:

1、А.Ча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1925.С.415.С.439.

2、[瑞典]克努特·維克塞爾,解革等譯:《國民經濟學講義(上卷一般原理)》,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4849頁。

3、王志遠:《俄羅斯的居民經濟:逆市場周期的半商品農業組織》,《中國農村經濟》2014年第12期。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8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2頁。

7、А.Ча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1925.С.412.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頁。

9、同,第11頁。

10、姜若甯、王兆祥:《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戰史述評》,《馬克思主義研究》2000年第3期。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391頁。

14、侯建新:《國外小農經濟研究主要流派述評》,《世界曆史》1999年第1期。

15、[]考茨基,梁琳譯:《土地問題》,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1頁。

16、《列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81頁。

17、《列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頁。

18、《列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1頁。

19、《列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81頁。

20、《列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1頁。

21、王志遠:《蘇聯高層對馬恩小農理論的發展與偏離》,《俄羅斯學刊》2013年第1期。

22、[]亞·尼·雅科夫列夫,徐葵等譯:《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頁。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頁。

24、А.Ча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С.219-220.

25、А.Чаянов.Основные идеи и форм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Москва.1927.С.68-69.

26、А.Чаянов.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осква.С.391.С.393.С.407.

27、А.Чаянов.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Москва.1989.С.114-143.

28、A.V.Chayanov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Homewood1966.

29、[]弗蘭克·艾利思,胡景北譯:《農民經濟學——農民家庭農業和農業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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