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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體化史”初探——以農村人民公社研究為中心

作者:袁 芳 辛 逸  責任編輯:王晨輝  信息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6-28  浏覽次數: 601

【摘 要】民國時期賦稅票據因其曆史價值較低,曆來不受學界關注。本文對民國時期江津地方的賦稅票據進行了整理分析,認為四川地區民國時期的賦稅征收政策調整大緻可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别以北洋政府強收地方副稅、軍閥混戰時期防區制破壞地方稅收系統并以多種名目手段大力搜刮、川政統一至抗戰中期賦稅增長過快、抗戰後期實行田賦“三征”政策為主要特點。同時,不能将抗戰後期實施的田賦“三征”政策獨立看待,它與軍閥混戰時期的田賦預征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前後承繼的關系。

【關鍵詞】民國;四川江津;賦稅;三征


新舊世紀之交,人民公社研究領域呈現出一種新的趨向:部分學者對旨在闡釋人民公社的曆史脈絡和制度架構、為經濟體制改革鳴鑼開道的人民公社宏觀史研究1提出反思,主張把曆史叙述的中心由國家制度下移至微觀的農民生活,注重分析農民的行為、心理及傳統慣習、村落文化,力圖從鄉村社會内部尋找曆史演進的邏輯。本文将這一研究趨勢稱為新集體化史

“新集體化史”的主要特征是:在理念上,不再聚焦于領袖人物或重大事件,轉而研究農民的行為和心理;不再局限于從政治、經濟角度闡釋曆史,而是探尋鄉村慣習和文化傳統,并從中尋找人民公社制度演進的邏輯;在方法上,不再囿于單一的文本分析,而是借鑒吸收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主張研究者走出書齋、深入鄉村,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貫通;在材料上,由以中央、省級文件為主,到以農民口述、訪談資料、民間文獻和基層檔案等地方材料為主。

本文嘗試梳理“新集體化史”的相關成果,并從理念、方法和史料等方面分析其特征,以期抛磚引玉。面對新集體化史可能出現的碎片化問題,本文認為,或許可以從提升個案研究的思想性和靈活使用各種研究方法兩方面進行探索和突破。随着史料的發掘及不同學科方法的交叉應用,新集體化史将呈現出新的面貌。

一、底層視角:以農民為曆史叙述的主體

從國家的曆史到農民的曆史,曆史叙述主體的轉換是新集體化史的特征之一。以往的宏觀人民公社研究偏重于闡釋國家如何制定并調整人民公社的制度和政策。農民作為一種階級符号,在曆史中沉默無聲。正如馬克思對法國農民的經典描述:法國國民的廣大群衆,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簡單相加形成的,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彙集而成的那樣。”2如果說馬克思是從階級整體的角度考察農民這一袋馬鈴薯的性質和特征,新集體化史則是要打開這一袋馬鈴薯,觀察每個形态各異的個體,探究他們的行動策略、文化傳統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底層視角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把農民作為曆史學家關注的主要對象,研究農民的行為及其動機與結果;二是讓農民成為曆史的講述者,曆史學家傾聽農民的經曆和感受,構建農民對曆史的感知與表達。從某種意義上講新集體化史是農民的作為經曆的曆史”3。盡管被曆史學家捕捉到的作為經曆的曆史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但它揭示的農民的經驗世界為當下認識曆史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

“新集體化史”以底層為曆史叙述的主體,着力分析農民的行動策略及其動機和結果,并進一步探讨農民行為對曆史發展的形塑。關于農民行為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高王淩的反行為研究和李懷印的正義的抵抗正當的抵抗。高王淩發現:盡管農民對集體化制度并不是全盤接受,但也沒有公開、全面地抵抗。農民采取一種持續的、隐蔽的小動作”(如:瞞産私分、偷糧、借糧等)進行暗地的反抗。高王淩稱之為反行為”4。他認為,中國農民擅長不反,即順從中的反抗。農民表面上順從,實際上卻通過暗地的反制彌補損失、維護自身利益。根據高王淩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反行為的效果驚人,據對山西太谷縣的調查和計算,除人均口糧和自留地産糧外,農民每年通過瞞産私分、和借等反行為獲得的糧食,約有150200斤,占到每個農民口糧的1/25。從該縣整體來看,農民瞞産私分的數量約占到該縣糧食年産量的20%。農民正是通過瞞、、借等反行為一點點地添飽肚子。作者進一步提出,改革前夕,農民就已經在那裡,改革之中,政策每松動一步,農民就再往前一步,再松動,再農民的反行為改變了曆史、創造了曆史6

李懷印的農民“異動”7研究認為,農民在國家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李懷印沿着斯科特農民道義經濟學”8的思路,把農民對國家政策的抵抗分為兩類,正義的抵抗正當的抵抗,用以描述在不同制度環境下農民行為策略的變化。正義的抵抗是指當新政府對鄉村的組織管理和意識形态控制尚未建立和完善時,農民沿襲舊有的、合情但不合法的抗争策略:隐瞞糧食、少報收成、屠宰耕牛,甚至在忍無可忍的時候采取集體行動挑戰政府權威。正當的抵抗是指随着國家實現對農村經濟、社會的重構和思想灌輸,農民放棄了被批評為落後、迷信甚至反動的舊方法,代之以國家提倡的新的利益表達方式,如在教師、軍屬、黨員等新精英帶領下,用政府允許的方式對管理不當、濫用權力等現象進行抵制,而不會公開挑戰國家政策和制度。李懷印通過對農民異動的研究,呈現了農民行為與國家政策的互動與調适。一方面,農民根據制度變化調整自身策略,抛卻迷信落後的舊方法,轉而在政府許可的範圍内表達訴求,由正義的抵抗變為正當的抵抗;另一方面,國家政策不得不根據農民的訴求進行部分調整和讓步,農民在合作化過程中的抗議,促使國家出台新的農村政策,以改進合作社财務管理、集體收入分配、幹部參加生産勞動及基層幹部與普通村民關系等問題。”李懷印認為,農民的抵抗行為是影響國家政策的重要因素:他們的日常抵制和公開抗拒,比起上級意願或基層幹部的熱情來,更能影響那些政策的最終形式及其在農村的運行方式。”9上述兩項研究均認為農民異動對制度變革有決定性作用,盡管這一認識未免言過其實,其對農民行為的關注及自下而上構建曆史的路徑卻值得稱道。

“新集體化史”以農民為曆史叙述的主體還表現在,研究者傾聽農民的講述,從農民的經曆與感受中構建他們對曆史的感知與表達。在新集體化史中,個體的人生浮沉、情感與心理等傳統曆史中的細枝末節走到曆史的前台,呈現出一部具有血肉的、充滿喜怒哀樂的生活史。郭于華的陝北骥村農民訴苦研究便是以農民對的感受為切入點,構建農民對曆史的表達。郭于華研究了一大二公的公社體制下,農民的饑餓之苦、身體疲累之苦、生活拮據之苦、婚姻育兒之苦等。一位母親至今回憶當時的情景還是淚水漣漣:……你早起走了,(把孩子)放到這炕上,頭黑地回來還在這炕上放着呢,你回來,那娃娃就一滿哭成個屎卟嶗(指孩子大小便滾一身),急得我哭鼻打水嗟。”10在婦女的講述中,參加集體勞動的經曆被轉化為痛苦的記憶,既有身體上的疲勞之苦,也有不能妥善照料孩子的心靈之苦。骥村研究通過農民對苦難的講述,呈現了一種作為經曆的曆史”11,從而與官方曆史表述相異。訴苦原本是國家的一項權力技術,國家把生活的苦凝聚、提煉為階級苦,賦予以特殊的政治意義。革命本該是解除苦難的過程,而農民對這段曆史的回顧卻充斥着身體和心靈的苦難。郭于華認為,訴苦研究旨在提供一方平台,讓農民自主地講述他們的經曆、感受和曆史評判”12

賀蕭采訪了72位陝西農村婦女,記錄了她們在解放前及集體化時代的田野勞作、家庭勞動、婚姻及育兒等生活片段13。這項口述史研究同樣發現,與官方曆史強調事件邏輯、制度内涵不同,農民講述的曆史是圍繞她們的生活經曆和情感體驗展開的:出嫁、逃荒、守寡、參加勞動、分娩孩子、忙于家庭瑣事等。婦女根據自身的經曆标記曆史事件、建構曆史表達,把跨地區的曆史事件與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例如,官方曆史中的大躍進運動被婦女改稱為我們煉鋼的時候在集體食堂吃飯時。婦女回憶某項運動、某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極少使用公元紀年,而是以自己出嫁的時間、親人去世的時間或是孩子的年齡标記曆史事件。當我們說出每個事件的名字,每個婦女都能把這些事件跟孩子出生的時間對應起來。”14

農民基于自身經曆和情感體驗對過去發生的事件進行編排和解讀,其叙述是零散的、不全面甚至不準确的,往往形成記憶中的無事件境”15或對曆史(曆史學家建構的曆史)的誤讀。官方曆史中一些在細節上有重複或交疊的事件,在農民的叙述中往往被搞混或弄錯。例如,骥村曆史上先後有過兩次吃大竈飯的經曆:一次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時期,一次是農業學大寨運動時期。但所有被訪的女性都将兩次吃大竈飯的經曆混為一談,甚至當年為集體做過大竈飯的婦女也沒能分辨清楚。”16賀蕭的研究也發現了婦女對曆史的誤讀舊社會”本指新中國建立前的中國社會,而賀蕭采訪的婦女把集體化時期也誤稱作舊社會,她們的回憶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複或改變、挪用或推翻、忽略和放大了運動時間。賀蕭認為,這樣的重組不應該被理解為錯誤,而應理解為對帶有社會性别特征和指向的過去的闡釋。”17柯文也表達過相似的見解:把義和團運動作為一個完整的事件(曆史學家塑造的義和團)來看,每個參與者的經曆都是零散和不連貫的,但從每個參與者的角度來看,情況并非如此。認知科學告訴我們,個人的經曆是連貫的、有意義的。”18可見,宏觀研究中強調的曆史脈絡、因果聯系在農民講述的曆史中顯得沒那麼重要。“新集體化”史要追問的是,農民怎麼理解曆史以及他們為什麼産生這樣的理解。

需要說明的是,新集體化史試圖講述的作為經曆的曆史是區别于宏觀曆史的一個曆史之調,是我們理解集體化曆史的一個角度。它與宏觀曆史并非二元對立、相互割裂。斯科特認為,農民使用的弱者的武器本身具有隐蔽性,因而農民在傳統曆史中難以留下痕迹。印度底層研究者斯皮瓦克指出:資産階級曆史書寫中的或者公民指的是精英。底層可以通過曆史學家的書寫發出聲音的想法其實隻是一個神話”19,底層的從屬性決定了他們是曆史中的無聲者。底層在曆史中的顯現,隻有當權力的光線照到他們的瞬間。”20也就是說,底層曆史不能脫離宏觀曆史而獨立存在。正如張樂天所言:領袖的主觀意志等等外部因素不足以全面理解公社,自然村落的自然演化生長不出标準化的公社制度。惟有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把握公社的脈搏。”21“新集體化史并非對宏觀曆史叙述的否定,而是解讀過去的一個新的角度和路徑。

二、文化分析:從文化角度解釋集體化的變遷

“新集體化史”期望通過對文化符号、文化現象的研究,從文化的角度解釋曆史變遷。郭若平認為,中共黨史的解釋存在着一種元叙事這種曆史意識認為,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經濟因素是決定中共曆史整體發展變遷的最終力量,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同樣符合社會經濟變遷的演進軌迹。因此,解釋推進中共曆史發展變化的最終動力,就不能不訴諸現代中國社會的經濟關系和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22“新集體化史對這一元叙事進行了反思,認為在社會經濟因素以外,文化因素同樣具有解釋曆史的力量。新集體化史所主張的文化分析的理念來自于新文化史。文化分析“一方面指注重考察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把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從以往偏重于政治軍事或經濟社會等方面轉移到社會文化範疇之内”;另一方面指用文化的觀念來解釋曆史借助文化人類學、語言學、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對語言、符号、儀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釋其中的文化内涵與意義。”23具體到新集體化史而言,文化分析是指研究對象由以往的重大會議、中央文件或政治運動轉變為家庭關系、人際交往、村落文化等,并在此基礎上探究鄉村文化傳統是如何與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相搏弈,又如何參與形塑曆史。

“新集體化史”注重考察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層面,多以農民的觀念、道德、風俗習慣等為研究對象。閻雲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描述了下岬村民的個人情感、欲望、隐私、夫妻關系的演變,說明集體化在打破傳統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模式的同時,農民個人的情感需要逐漸成為家庭生活的中心。在傳統家庭裡,個人不過是家族血緣延續的體現;而在今日家庭中,核心家庭及其成員的幸福才是人們的關注所在”24。景軍研究了大川村民關于孔廟的集體記憶25。孔廟是孔姓家族的文化符号,承載了大川孔家人關于集體化時期的苦難經曆和恐怖記憶。孔廟在大躍進、批林批孔等政治運動中遭到摧毀,又在改革開放後得到重建,其命運浮沉體現了政治運動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應星以集體化時期的身體案件(破壞軍婚、宗派鬥争、通奸)入手,從懲罰機制的角度研究新中國在鄉村的德治,探讨了國家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邏輯與效果。李懷印提出的集體勞動中存在的同伴壓力,也是從人際交往、傳統慣習這一文化角度對集體勞動的績效進行考量。以上研究的旨趣在于考察鄉村生活的文化符号、文化現象、文化傳統,與注重政治運動、經濟生産的人民公社宏觀史泾渭分明。

“新集體化史”對文化符号、文化現象的研究,目的是把文化作為解釋曆史變遷的要素之一,探究鄉村的文化傳統是如何推動曆史演進的。應星對柳坪村發生的若幹身體案件的研究,意在展示1949年以來到整個集體化時期,國家政治生活的邏輯與村莊日常生活的邏輯交彙的曆史,展示社會主義新人的塑造史與生活史。該研究通過破壞軍婚案、宗派鬥争事件等案件說明,以司法手段保障國家制度運行、維持社會秩序是國家職能的基本内容,但懲治誰、懲治到何種程度卻并不全是或主要不是由國家的要求和案情本身決定的,而更多地是由圍繞案子及其當事人的關系狀态來決定的”。作者認為,除了國家的正式制度和規定外,人際關系、倫理觀念等鄉村傳統也參與到國家塑造新人的過程中,國家對新人的塑造過程同時也是農民對國家的塑造過程。基層幹部和村民運用鬥争策略,在國家法律和制度的掩護下宣洩昔日的積怨、捍衛自身的利益。在國家權力深入鄉村社會的過程中,村民所起到的是帶着自己的目的積極參與其間的同謀作用。”26

李懷印的《鄉村中國紀事》同樣強調了傳統慣習對政策和制度的形塑。正如李懷印所言,研究目的是觀察農業社會所固有的價值、準則和慣例如何跟國家所強加的制度及種種要求産生互動,從而形塑村民的抉擇,尤其是他們在參與當地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過程中的種種動機和行為”27。李懷印研究了農民在集體勞動中的行動策略,發現農民在大田勞動中的偷懶和怠工具有一定的底線。大多數農民對農活的質量有一種共識,社員們通常不會像在自家的自留地上那樣精雕細琢、繡花般地下功夫。但是也不會搞大呼隆,幹得一團糟。”28農民之間的相互監督和較勁(作者謂之為同伴壓力”)有效遏制了怠工,保證了農活的質量符合大體說的過去的标準。這一觀點與一些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經濟學家認為農民隻是國家正式制度壓力下的目的明确的、理性的行動者,公社的集體勞動大都是大呼隆的觀點相左。他認為,農民生活交往之中的傳統慣習、身份認同、家庭關系等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得以運作的基礎,非正式制度對影響農民行為選擇發揮了巨大的作用29

陳納通過對人民公社幹群關系的研究提出“文化疊變”的概念,用以說明地方傳統在曆史發展中的延續性、主動性。所謂文化疊變,是指當社會結構性制度發生變化後,其文化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的延續,并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逐步演變以适應新的現實。陳納認為,盡管自上而下建立的人民公社強加給鄉村一個社會制度層面上的突變,但這個突變并未帶來文化制度的根本變化。農村幹群關系仍舊依賴個人交往,以互惠互利的方式維系彼此關系。鄉村文化傳統具有延續性,舊的庇護關系仍在延續。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幹群關系實質是社會主義農村庇護主義”30

盧晖臨通過研究“揭發瞞産私分”和“大田偷懶”等農民之間相互算計的“内耗”現象,說明平均主義傳統如何影響着公社制度。作者認為,農民之間内耗行為源于農民的平均主義文化。這一文化傳統與國家倡導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在某種程度上相契合,賦予農民内部的利益鬥争以政治意義,造就了公社制度奇特的實踐形态。農民基于自己的文化和經驗因應制度,并有意識地建構自己的生活31

文化分析為研究者提供了解釋曆史的一個維度,文化不再是被排斥在經濟、社會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它同樣是曆史演進的動力之一。道德觀念、價值判斷、人際關系、風俗習慣等均屬文化分析的範疇,可以用來解釋曆史的演變。需要說明的是,文化分析并不意味着文化是解釋曆史的唯一要素,從而排斥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對曆史的作用。沒有任何一種解釋能夠将曆史一網打盡。”32文化與經濟、政治、社會等要素相互交織,共同決定曆史發展的走向。

三、田野調查的方法與地方材料的使用

問題意識、研究對象的轉變意味着“新集體化史”所用方法和史料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當前的研究在方法上的突出特點是借鑒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法,使研究者将書齋中的理論同田野工作的現場進行知識性貫通。由于新集體化史是對農民大衆生産生活實踐的表達,其材料來源包羅萬象,鄉村文書、台賬、私人日記、親曆者口述及訪談等,均可作為新集體化史的史料,大體包括三種:鄉村文書、基層檔案、口述及訪談資料。與以往的宏觀人民公社研究相比,其史料來源具有鮮明的地方特點。

農民階級的從屬地位決定了他們是曆史上的無聲者,在宏觀曆史叙述中難以找到他們的身影。新集體化史要書寫農民的曆史,就需要研究者回到田野,體會農民的生活環境、思維方式,傾聽農民對曆史的講述。田野調查是人類學的重要方法,是對一個社區及其生活方式從事長期的觀察、體悟的研究。田野調查強調對社區日常生活的直接參與,研究者不僅是旁觀的記錄者,而且要長時間和當地人民生活在一起,以便将書齋中的理論同田野工作現場進行知識性貫通33。張樂天認為:研究者到研究基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生活一段時間,直接參與當地人的勞作與生活,這對于準确理解曆史與現實都有難以估量的意義。田野調查有助于研究者身臨其境,從而以同理心洞察研究對象的生存狀态。田野調查中獲得的信息,經過研究者的思考加工,被轉化為新的理論。張樂天劇場社會概念的提出,正是源于他在田野調查中獲得的靈感。當他把訪談與回憶聚焦于生存狀态和日常生活的時候,革命意識形态的遮蔽慢慢消解了,生動的生活場景出現了,由此看到了更具有立體感的農村社會。其中,一些老年婦女、看破紅塵的老年男人的回憶給了筆者特殊的啟迪,激發筆者提出了劇場社會的概念。”34綜觀新集體化史的研究著作,如《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受苦人的講述》、《神堂記憶》、《記憶的性别》等,無不是在深入鄉村社會生活的基礎上寫就的。

當前,發掘和搶救民間文獻已成為研究者的共識,這一方面成績突出的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和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等。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從遍布山西省50餘處的田野資料采集點上,收集到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130餘櫃,總量達上百萬件之巨。從各地留存檔案文獻的情況看,或以個人檔案突出,或以村莊基層活動面貌突出,或以成冊上級文件突出,或以較為完整的賬冊突出,或以極為詳細的各種經濟活動的分類統計數字呈現。”“從依托對象和反映内容上來看,基本以村莊為主,其他的還有公社、灌區、供銷合作社、百貨公司、工廠等單位的文本資料和實物。”35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收集了河北省昌黎縣、邢台縣及山西晉城市陽城縣的檔案文書,包括村史、流水賬、階級檔案、村委與各單位的往來信件、村民分家單等,其内容豐富、種類繁多。此外,該中心還搜集到了《喬欽起工作筆記》、《賈增文日記》,為研究集體化時期的鄉村生活提供了珍貴的材料36。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收集了包括日記、筆記、記錄、信函、小報、表格、賬冊等各種民間文獻,主要反映1949年後社會底層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日常生活、人際交往、家庭關系、個人境遇等37。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搶救、搜集和整理了100多批社會生活類資料,收集的地域範圍涉及20多個省市,側重收集長江流域、錢塘江流域的民間資料”38,其内容涵蓋了農村與城市基層單位的會計與統計資料、文書檔案、個人生活史料、個人信件、工作筆記與日記。在此基礎上,已建成中國田野調查——張樂天聯民村數據庫,提供了大量有關村民日常生活與生産實踐的生動素材。

民間文獻的發掘和使用已成為推進新集體化研究的一個動力,研究者在占有大量民間史料的基礎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行龍等著的《閱檔讀史:北方農村的集體化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山西大學師生的論文集《回望集體化:山西農村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張思主編的《侯家營:一個華北村莊的現代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華東師範大學整理出版的《河北冀縣門莊公社門莊大隊檔案》(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花嶺大隊表格》(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一個村支書的工作筆記》(東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等。筚路藍縷,以啟山林。随着學者對民間史料不懈地發掘與積累,新集體化史将呈現出更豐富多元的面貌。

除文字資料之外,口述材料的搜集整理也取得相應的進展。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和郭于華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農村社會生活口述資料收集與研究計劃,選取華北的西村、西北的骥村、東北的石灣和西南的柳坪村為調查基地,搜集整理當地的地方材料。現已收集到700多個小時的錄音資料,這些資料已被應用到研究中,形成一些有價值的成果39。賀蕭的《記憶的性别: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曆史》采訪了72位陝西農村婦女,大大豐富了我們對當地農村婦女生活狀态的了解和認識。在《林村的故事:1949年後的中國農村變革》中,作者黃樹民與被訪者葉文德書記兩人的對話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亦以農民的訪談為主要資料來源。此外,張樂天、李懷印均在研究中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口述材料,為文字材料提供對照和補充。

“新集體化史”着重觀察國家政策的地方實踐。縣作為“宏觀與微觀、政策與實踐的反複碰撞之地”是一個理想的研究對象與場域,縣級檔案材料的使用為實現國家決策與地方實踐的上下打通提供了可能40。張樂天、李懷印、高王淩、郭于華等學者的研究均部分使用了縣級檔案。然而縣級檔案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從檔案的留存情況看,基層檔案館時常将上級發文、工作總結、情況彙報等總結性檔案視作永久性文件,這些文件的同質性很高且多有重複,大多是對國家政策和基層執行情況的上傳下達,其能折射出的地方性知識極為有限。而能夠反映曆史過程的複雜性和底層生活細節的“過程性檔案”往往得不到系統、完整和永久性留存。這種以“總結性檔案”為基礎的所謂微觀研究,往往難以擺脫國家視角的束縛。賀蕭曾談及這一困境:與早前關于國家運動的報道相似,這些關于婦女的學術研究必然依賴國家資料并且試圖去考量全國範圍内的變化。既使作者們帶着懷疑的态度去審視這些材料,他們也不自覺地将國家發布的政策視為主題。”41總結性檔案的生産過程而言,其真實性、客觀性也值得懷疑。首先,在集體化時代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檔案的作者往往根據上級的需要裁剪或增添内容,一些基層幹部為了自保而曲意逢迎,在向上彙報時做一些揚長避短的粉飾或颠倒黑白的歪曲,其對真實情況的反映自然大打折扣42。其次,文件的起草者、材料的執筆人雖主觀上追求書寫的客觀性,但囿于其認識水平和對客觀情況了解得不全面,難免在書寫過程中對事實進行揀選、重組,造成史料與史實之間或大或小的距離。羅新認為,對于史料我們都應該把它當作史學來對待,如分析一部史著那樣去分析其作者、讀者和寫作目的,而不是簡單地認定為某種客觀史料”43我們在強調檔案重要性的時候,不能放松對其真實性的警惕,應注重對檔案進行分析和辨僞。盲從于史料,尤其是總結性檔案,極有可能誤入歧途,遠離曆史真相。

“新集體化史”強調史料的地方化,但不是一概拒斥宏觀史料;雖注重口述與訪談史料,也不忽視文字材料,而是将二者相互對照。史料本身并無優劣高下之分,研究視角不同,選用史料的方式亦不同。鑒于不同類型的史料各有所長,葛玲提出應當打破不同類型史料的隔膜,将史料進行互通互證44。章清認為,對材料的迷信,也促成所謂新材料成為引導學術的關鍵,甚至将新材料和好的研究等同起來。材料也無所謂新舊,甚至也無所謂第一手、第二手之優劣之分,以及檔案資料和非檔案資料的高下之别。新史料是否有價值,仍需審視其是否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增進對過去的理解。”45材料的選取與使用應當以問題意識為引導,因地制宜、量體裁衣。史料沒有最好,隻有最适合。

四、餘論

“新集體化史”從觀念、方法和材料上對人民公社的宏觀研究進行了豐富和補充,它把對曆史的關懷從尋找資政育人的資源,轉換為體會前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對曆史持了解之同情之态度。如文化史家羅伯特·達恩頓所言:最令人激動、最有創意的曆史研究應該挖掘出事件背後我們的前人所經曆和體驗的人類生存的狀況。這類研究有過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會思想史、曆史人類學,或文化史(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麼标簽,目的是一個,即理解生活的意義:不是去徒勞地尋找對這一偉大哲學之謎的終極答案,而是從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對此問題的回答。”46

盡管“新集體化史”的初步探索帶來了一些驚喜,它卻不是盡善盡美的,有關碎片化見木不見林的質疑聲不絕于耳。李長莉、王學典等學者指出:碎片化是微觀史面臨的最大挑戰47。自微觀史在西方興起後,一些國内學者尤其是青年學人紛紛采用了個案研究的方法,可謂洋洋大觀。個案研究數量雖多,但質量參差不齊,一些研究或以地方材料填充傳統叙事的邏輯和框架,形成對既有認識的簡單重複;或脫離曆史情境抽象地解讀材料,缺乏對曆史的全面把握而有失偏頗。學者桑兵對專門史畛域自囿、不能貫通的批評對于個案研究同樣适用:分科專門的研究“沒有全局整體在胸,非但不能透過各類史料形形色色的羅生門現象,逐漸近真并得其頭緒,反而被材料的各說各話牽着鼻子走時下的各種專史,不僅領域有别,而且對象各異,關起門來自娛自樂,貌似嚴謹有據,一旦破除壁壘,就成了原型畢露的百衲衣。”48

本文認為,當前微觀研究碎片化的問題并不出在微觀研究本身,而是因為部分研究埋頭于紛繁的材料、細碎的事件,忽略了對整體曆史的關照以及對人類曆史根本性問題的反思。史學作品的思想性與史料的選用同樣重要,甚至可以說思想是史料的靈魂。曆史學家選擇什麼樣的研究對象和怎麼訴說它們,其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是史學家的思想傾向和價值追求。”“正是史學家獨自的思想和視角,将浩如煙海、淩亂紛繁的史料串聯、構建成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曆史故事,使讀者能夠在往昔和今日之間自如穿越,在對曆史的閱讀中獲得愉悅和教益;正是史學作品的思想性,才使久遠的曆史事件和人物在時代呼喚時,被史學家及時地捕捉和推介,使其在不斷地被挖掘、梳理、重構和書寫中曆久彌新;正是隐含在曆史著述中的獨創性觀點,不斷賦予史學研究以新的生命力,将曆史書寫變成當下社會階層利益的表達,使史學成為顯學。”49筆者認為,史學作品的思想性可以理解為在具體材料的基礎上抽象出的,有普遍性意義的概念或範式。這種普遍性意義不是指某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結論,而是指方法論層面上的、能夠被推廣的思維方式和研究進路。正如劉志偉所言:由個别經驗産生出來的模式,天生地不可能套用到任何地方,……但是,我們通過個别的研究經驗,是可以形成一些解釋的認知的模型,這些解釋模型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價值。”50施堅雅提出的農村基層市場網絡、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黃宗智的過密化等概念與理論,體現了史學家的深邃思想,其意義不僅是闡釋了新的原理,更重要的是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思維方式。好的個案是見微知著,能夠從個别推演到一般,給人更多的啟發和思考。前文提及的高王淩的反行為研究、郭于華的訴苦研究、應星的村莊審判研究等,其價值和意義絕不限于某個地區、事件或現象,概念和模式背後透露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關懷是微觀研究的魅力所在。

“新集體化史”所主張的微觀研究和文化分析僅僅是一種理念和方法,其與宏觀研究不是完全對立的,更無高下之分。每種方法都有自身的優勢和缺陷,史學研究最高妙的境界是史無定法。楊國強認為,由碎片化倒溯源流而自我省視,則我們面對的矛盾、困難和苦惱,其深度糾葛本在于一面是史學不能沒有理論和理論思維,一面是每一種具體理論的各有偏至,又常常會影響讀史過程中所見的整體和真實。因而他主張史無定法既相信理論,又不太迷信一種具體的理論”51。桑兵同樣提出:一切實際有效的觀念辦法,都是有用的,同時又都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史無定法才是唯一可以确定無疑的方法。”52因此,研究者采用何種研究方法,需要依據問題意識、研究對象和所掌握的史料進行具體的分析,而隻有經過長期積累形成的讀史和論史自我意識,才能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53

當前,新集體化史僅是集體化史研究中的一種取向,它還處于蹒跚學步的階段,并未形成公認的研究範式或叙事特征。筆者的分析歸納僅是為認識和理解它提供某種路徑。若将其視作封閉僵化的範疇,以某個特征對照、檢視某項研究是否屬于新集體化史,隻能是一種徒勞。随着曆史學與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新集體化史必将呈現出新的面貌。


注釋:

1)人民公社宏觀史研究:從國家層面厘清人民公社的基本脈絡,梳理人民公社體制結構中諸多因素的互動,其本質是政治史。吳志軍:《人民公社宏觀史研究的學術分析》,《北京黨史》2012年第2期。

2)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頁。

3[]柯文:《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4)高王淩:《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高王淩:《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反行為這一概念,與美國學者斯科特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異曲同工。斯科特認為,偷懶、裝糊塗、假裝賣呆、偷盜、诽謗、暗中破壞等行為是農民日常鬥争的武器。

5)高王淩調查的太谷縣,農民人均口糧在360400斤左右。高王淩:《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第39頁。

6)高王淩:《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第303頁。

7)農民異動主流著述中的異動,主要是指推行高級社初期富裕中農的拉牛退社,是發生在個别地區、持續時間較短、規模較小的一些零星事件;李著呈現的蘇中地區異動,不僅規模大、持續時間長,而且組織水平高,抗争手段娴熟且講究策略。辛逸:《曆史學家對集體化的訴說——〈鄉村中國紀事〉劄記》,《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1期。

8)斯科特認為,農民的生存安全問題是研究農民政治活動的中心農民道義就是想揭示如何用農民對饑荒的恐懼來解釋農民社會的許多奇特技術的、社會的和道德的安排。參見[]J·斯科特:《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程立顯、劉建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9[]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294頁。

10)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骥村曆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頁。

11)柯文提出了人們認識曆史真相、了解曆史意義的三種途徑:作為事件的曆史、作為經曆的曆史和作為神話的曆史。[]柯文:《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

12)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骥村曆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第13頁。

13[]賀蕭:《記憶的性别: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曆史》,張贇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4[]賀蕭:《記憶的性别: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曆史》,張贇譯,第36頁。

15無事件境的基本含義是重複事件序列中的各種事件,不但由于高重複率導緻事件記憶上難免的各種細節的互涵和交疊,更重要的是農民在心理上也無意将這些衆多的重複性事件理解為分立有界的事件,這是傳統農村社區中的村民與現代人的最大區别。方慧蓉:《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頁。

16)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骥村曆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134頁。

17[]賀蕭:《記憶的性别: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曆史》,張贇譯,第3334頁。

18[]柯文:《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杜繼東譯,第73頁。

19Gayatri C.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Urban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8)pp.217.

20)郭于華:《受苦人的講述——骥村曆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第10頁。

21)張樂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頁。

22)郭若平:《投石問路:中共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23)鑒于新集體化史在文化分析方面是對新文化史的繼承,此處概括借鑒了新文化史的相關表述。參見周兵:《新文化史:曆史學的文化轉向》,複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24[]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龔小夏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頁。

25)景軍:《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曆史、權力與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6)應星:《村莊審判史中的道德與政治——1951-1976年》,知識産權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15116頁。

27[]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曆程》,第4頁。

28[]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曆程》,第176頁。

29)正式制度是指,外加于鄉村之上的組織、制度和政策。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生活交往過程中隐性的、地方性的非正式因素,如社群中的身份認同、習俗慣例、家庭關系、群體義務等。參見[]李懷印:《鄉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曆程》,第8頁。

30)陳納:《傳統的延續:人民公社制度下幹群關系再探讨》,範麗珠、謝遐齡、劉芳主編:《鄉土的力量——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内在動力與現代化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31)盧晖臨:《通向集體之路——一項關于文化觀念和制度形成的個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32)郭若平:《投石問路:中共黨史研究與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2期。

33)莊孔韶:《人類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6;周大鳴:《人類學導論》,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頁。

34)張樂天:《走進生活走出生活:關于地域史研究的一種反思》,《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0期。

35)行龍、馬維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集體化時代農村基層檔案述略》,[]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五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頁。

36)鄧群剛:《當代中國民間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現狀綜述》,《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9期。

37)常利兵:《資料、視角與寫法:關于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8)《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

39)例如,郭于華:《傾聽底層:我們如何講述苦難》,廣西師範大學2011年版;何江穗:《”“之間:革命的大衆參與——骥村清算鬥争的個案研究》,北京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方慧蓉:《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社會學》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李康:《西村十五年:從革命走向革命——1938-1952冀東村莊基層組織機制變遷》,北京大學1999年博士學位論文等。

40)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1[]賀蕭:《記憶的性别: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曆史》,張贇譯,第7頁。

42)徐進:《地方檔案的解讀與中國當代史研究的新進展》,耿化敏主編:《青年黨史學者論壇》第一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頁。

43)羅新:《一切史料都是史學》,《文彙報》2018413日,第2版。

44)葛玲:《史料互通與中共地域史研究的深化》,《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0期。

45)章清:《碎片化的曆史學:理解與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46[]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頁。

47)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王學典、郭震旦:《重建史學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48)桑兵:《曆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2頁。

49)辛逸:《曆史學家對集體化的訴說——〈鄉村中國紀事〉劄記》,《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11期。

50)劉志偉、孫歌:《在曆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46頁。

51)楊國強:《脈延的人文:曆史中的問題和意義》,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頁。

52)桑兵:《曆史的本色:晚清民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第21頁。

53)楊國強:《脈延的人文:曆史中的問題和意義》,第2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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