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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黨建引領農民發展的制度創新研究——基于一個村莊村民自治實踐的考察

作者:董江愛 梁俊山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第8頁-第14頁  發布時間:2019-06-29  浏覽次數: 477

 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已經曆了40年的發展曆程,其中農村基層黨建貫穿始終。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回應農民訴求,創造了“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推動了黨内民主與黨外民主的有機結合。“兩票制”在縣鄉兩級黨委的推動下不斷深化發展,逐步探索出“兩推一選”“一肩挑”“跨村選人”等新機制,使農村黨組織選人用人制度得到不斷優化。農村基層黨建在增強農民民主意識、提升農民民主能力、促進農民全面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并對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升執政能力、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産生重要意義。

關鍵詞農村黨建;制度創新;村民自治;農民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理想,在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實踐中逐步得到體現。本文通過典型案例的分析,闡明在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環境下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回應挑戰,不斷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提高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逐步實現黨對村民自治的堅強領導和農民民主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從而推進村民自治順利運轉和農民全面發展。

一、黨的制度設定與農民制度認知:“兩票制”的緣起

在制度落實和變遷的過程中,制度認知體現在個體認知模型和環境互動調整的關系中,表現為内隐的認知調整和外顯的制度變遷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同構性。[1]而且,處于不同情境中的個體對于相同的社會刺激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同樣的刺激呈現在不同的環境中,個體會有不同的理解和評價。[2]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受到不同地域的農民個體對村民自治制度認知的影響,“兩票制”制度創新便是在村民對村民自治制度的認知過程中産生的。

(一)農村黨支部領導村民自治的制度設定

198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簡稱“村組法”,下同),賦予了農民以行政村為單位的自治權,規定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衆性自治組織,由村民直接選舉産生,其主要職責是辦理本村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個方面的内容,實質是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實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目标是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

我國農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獨特之處和最大優勢在于堅持黨的領導,是農村黨支部領導下的群衆自治。《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黨組織條例》明确了村黨支部與村民自治組織的關系,村黨支部領導和推進村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領導村委會、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共青團、婦代會、民兵等群衆組織。農村黨支部作為村級各種組織、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和戰鬥堡壘,必須按照農村基層黨組織條例,嚴格履行并自覺承擔領導村民自治的職能,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開展自治活動,支持和保障村委會及其它自治組織依照國家法律法規及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職權。

(二)農民對農村黨支部領導地位的高度認同

毛澤東最早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提出了“誰赢得了農民,誰就會赢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赢得農民”[3]的著名論斷,進而通過土地革命的方式維護農民利益。本文研究的D村共有80200多口人,土改前全村1984畝土地大都掌握在3戶地主和富農手中,絕大多數農民主要依靠給地主扛長工、打短工謀生,解放後獲得土地的農民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地位高度認同。

人民公社時期,D村的黨支部書記一直由公社黨委在村民認可的基礎上任命,并根據與群衆的關系進行調整,從而确保村黨支部書記的群衆基礎,形成村民對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地位和“書記一把手”村莊權力結構的高度認同。1958-1962年的D村與周圍其他兩個自然村組合成為一個行政村,村黨支部書記因群衆意見頻繁更換。1962年,D村成為獨立的生産大隊,公社黨委任命呂存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王殊擔任村管委會主任。1967年,公社黨委結合群衆意見把王殊調整為黨支部書記,呂存為村管委會主任。1975年,王殊因群衆基礎不好被調到鄉公路局工作,李洋擔任黨支部書記。1980年,黨支部書記李洋和村管委會主任呂存因砍伐集體林木被免職,上級黨委任命剛剛退伍回村的武勝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并把王殊從公路局調回村擔任管委會主任。1987年,任命王殊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武勝因群衆意見較大被調到磚廠任廠長。此後,D村黨支部書記一直由王殊擔任。

D村主要村幹部尤其是村黨支部書記的不斷調整與更換,主要與其群衆基礎有關,公社黨委積極聽取村民意見對村幹部進行調整,确保黨支部書記能夠具有廣泛的民意基礎。可見,村黨支部書記作為農村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在上級黨委和廣大農民心目中早已形成共識。

(三)村民自治對農村黨支部領導提出的新要求

農村黨支部作為農村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得到了村民群衆的高度認同,但其能否适應村民自治的需要,直接關系到農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和農村改革目标的實現,關系到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能力和農村的前途命運。在《村組法(試行)》實施之初,農村黨支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面臨諸多新要求。

第一,村民自治制度對農村黨支部的領導方式提出新要求。按照村民自治制度的要求,村民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從村莊利益出發,關注村集體利益和村民利益。村黨支部作為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站在國家整體利益和農民長遠利益的角度,團結并組織農民,凝聚民力,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這一背景下,農村黨支部能否通過其領導方式的創新處理好黨群關系,協調好村民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國家利益與村莊利益的關系,進而赢得農民的政治認同和廣泛支持,最終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為農民自覺行為就變得尤為重要。

第二,村幹部腐敗現象對農村黨建提出新要求。農村黨支部的權力合法性來源于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和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但由于改革開放以來部分地方的農村黨建相對滞後,出現了黨員隊伍老化、後備力量不足、幹部素質低、管理能力差等問題,嚴重影響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和權威,從而使基層黨組織的權力合法性消弱。

第三,農村利益分化對農村黨支部的組織領導能力提出新要求。随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計劃經濟體制下固化的農村階層發生了利益分化,不同利益主體以各種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并通過各種渠道追求利益最大化,給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帶來嚴峻挑戰。一方面,先富群體擔憂利益分配不公平和财富流動不規則對自身利益造成威脅,進而在村委會換屆選舉中積極競選;另一方面,多數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及其他弱勢群體,面對利益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實問題,産生一定的不滿情緒。不同利益群體都希望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掌握村莊公權力,并希望通過村民自治機制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由此,能否整合不同社會力量、滿足不同群體的利益需求、緩和社會矛盾并消除不安定因素,又是對農村黨支部領導能力的一大考驗。

二、黨組織回應農民訴求中的制度創新:“兩票制”的産生與實踐

(一)“兩票制”産生:農民在既定環境中的制度訴求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所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4]人民公社解體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以及由此造成的農民脫離組織的風險,對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造成威脅,國家急需一種新的方式組織農民。由此,中央在總結村民自治組織經驗的基礎上,通過深入調查研究以試點的形式将村民自治經驗向全國推行,并最終出台了《村組法(試行)》,以法律的形式賦予村民自治權。

“兩票制”是D村村民在試行村民自治制度的實踐中,基于村莊治理的需要而萌發的制度創新需求,從而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創造的農村黨支部書記選人新機制,這一機制創新訴求的産生主要緣于D村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财務管理混亂、幹群關系緊張等問題,一些村民對長期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王殊有不滿情緒,試圖利用村民自治的平台把村黨支部書記換掉。一些對王殊不滿的村民組織起來,先後到縣鄉兩級黨委機關集體反映問題,并于1991年初的縣三幹會期間,羅列了村黨支部書記王殊的多個問題,表達了參與村黨支部換屆選舉的強烈訴求。

(二)“兩票制”試點:黨組織回應農民制度訴求的路徑選擇

縣委主要領導對D村群衆提出的“村民參與黨支部書記選舉”的要求高度重視并積極回應。但按《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第五條規定,村黨支部、總支部和黨的基層委員會由黨員大會選舉産生,上訪群衆的要求顯然不符合規定。而且,當時的D村黨組織基本處于軟弱癱瘓狀态,全村隻有13名黨員,60歲以上的黨員占了5名,其餘8名黨員分成不同派系競選黨支部書記職位。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讓村民參與村黨支部換屆選舉,完全采取黨員大會的選舉方式很難說服群衆。

為了在《中國共産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的制度框架内盡可能地滿足群衆意願,縣委針對D村的實際情況反複讨論,構思出一種當時稱為“兩票制”的農村黨支部選人新機制:第一票是全體村民對村黨員投信任票,由鄉鎮黨委結合黨員得票情況确定村黨支部候選人;第二票是村全體黨員采取黨員大會的方式投選舉票,由鄉鎮黨委組織全體黨員大會,通過黨員投票選舉村黨支部。這一辦法得到了村民普遍認可,并在鄉鎮黨委的組織下對D村黨支部進行了換屆選舉。據D村村民回憶,選舉過程非常順利,原黨支部書記王殊連任。當村民信任票的結果出來後,其他競選人發覺自己群衆基礎較差,主動放棄競選,而王殊作為村黨支部書記在村民心中的威信通過“兩票制”得以重塑。

(三)“兩票制”實踐:黨領導下的制度試行及經驗推廣

“兩票制”是先由全體村民投信任票确定村黨支部候選人,再由黨員投選舉票産生村黨支部書記及其他成員的選人機制。這個因回應村民訴求而啟動的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創新,成功化解了D村長期積壓的幹群矛盾,解決了當時的農村治理難題,鄉鎮黨委很快從中找到了鄉村治理的新思路,并迅速把D村經驗向全鎮推廣。

D村所在的鎮,下轄13個行政村,由于處于村民自治初期,各種問題普遍存在,農民輿情訴求一度高漲。鎮黨委在D村矛盾成功化解的基礎上,經過反複讨論研究,決定在全鎮推廣“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新機制,出台了該鎮《關于采用“兩票制”建設農村黨支部班子的實施方案》,并按照方案對全鎮各村黨支部進行換屆。“兩票制”的推廣适用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該鎮鄉村治理中出現的難題。同時,“兩票制”選人機制在當地其它鄉鎮也引起強烈反響,存在類似問題的村莊大都借鑒D村經驗解決本村問題,“兩票制”在全縣得到更大範圍的推廣。

D村所在的縣屬于國家級貧困縣,該縣下轄21個鄉鎮,共有340個行政村、309個農村黨支部、3450個農民黨員,全縣農村黨員人數少、年齡大、素質低的情況較為普遍,其中有161個黨支部的黨員人數不足10名,占所有黨支部比例的52%以上;60歲以上的黨員1464個,占所有黨員比例的42%以上;文盲黨員1101個,占所有黨員比例的29%以上,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很難得到發揮。為了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縣委決定在全縣範圍内全面推廣“兩票制”,并于19923月頒布了《關于推行“兩票制”建設農村黨支部的選舉辦法》,對全縣農村黨支部進行換屆。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既是村民在與村幹部合法博弈的産物,也是農民民主意識增強和民主能力提升的結果,更是縣鄉兩級黨委在面對村民自治背景下農村新情況、新問題、新訴求時,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創新的結果。[5]“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是農村黨支部為了适應村民自治的需要,采取黨内民主與黨外民主相結合的方式,使農村黨支部有更加堅實的群衆基礎,進一步夯實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加強了農村黨支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保證了村民自治的順利進展。同時,也更加直接具體地體現出中國共産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

三、黨組織領導農民實踐的制度拓展:“兩票制”的完善與發展

(一)“兩推一選”:完善黨内選舉程序

“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創新,是以村民投信任票的形式确定農村黨支部候選人,再以黨員大會的形式由黨員投票選舉黨支部。“兩票制”的選舉程序将農村黨支部建立在群衆認可的基礎上,保障了農村黨支部與村委會權力來源的一緻性,取得了化解農村矛盾、改善黨群關系的良好效果,因而在縣委、地委及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得到更大範圍的推廣。到1997年,“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不僅在山西全省得到推廣,還逐步從山西推廣到内蒙古、河南、河北、安徽、四川、廣東等地。

同時,“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的程序缺陷逐漸突顯。按照黨内民主的規範程序,農村黨支部選舉應該包括候選人提名和正式選舉兩個步驟,而“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明顯缺少黨員提名候選人這一環節,存在黨内民主程序不完善的缺陷。鑒于此種情況,有的地方在借鑒“兩票制”經驗的實踐中又創造出“兩推一選”的農村黨支部選人新機制,并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視,要求各地大力推進農村黨支部班子成員任用制度改革,實行“兩推一選”。[6]

“兩推一選”的操作步驟:先由本村選民以投信任票的方式按照本村黨支部成員職數的兩倍推薦黨支部初步候選人,選民半數以上參與投票,選舉有效,得全體選民三分之一以上選票者,當選初步候選人有效;再由本村全體黨員從初步候選人中按20%差額提名正式候選人;最後由全體黨員投票選舉産生黨支部成員。這種做法既滿足了普通村民參與黨支部選舉的要求,使農村黨支部的權力合法性建立在村民認同的基礎上,又完善了農村黨支部的選舉程序和“兩票制”的制度體系。

(二)“一肩挑”:強化農村黨組織領導

“兩推一選”農村黨支部選舉機制創新,夯實了農村黨支部的群衆基礎,實現了村“兩委”權力合法性來源的内在統一。但在村民自治實踐中,黨支部與村委會群衆基礎差異的問題并未根本解決。尤其在人口較少、黨員隊伍不強的村莊,黨支部對村委會的領導地位難以保證,從而嚴重影響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和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

為了從根本上加強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基層幹部又創造出“一肩挑”機制。“一肩挑”是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由一人兼任、“兩委”其他成員交叉任職的兩套班子一套人馬的機制,在有效化解“兩委”矛盾、減少村幹部職數、減輕村民負擔、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這一做法很快得到中央重視和認可,中央兩辦頒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的通知》,鼓勵農村建立“一肩挑”機制。

“一肩挑”機制具有科學性和合理性。從理論上說,黨員選出的優秀分子與群衆信賴的優秀分子是一緻的。黨員是群衆中的優秀分子,黨支部成員又是黨員中的優秀分子,是優中之優,讓村民選舉産生的村委會成員再經過村黨員大會選舉兼任村黨支部職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科學的。從實踐上看,農村黨支部領導班子與村委會領導班子之所以會出現差别,從根本上講是農村基層黨建滞後造成的問題。因此,隻有加強對農村黨組織的建設力度和黨員幹部的培養,才能夠從制度層面和實踐層面實現“一肩挑”。

“一肩挑”機制實現了國家治理目标與村民自治目标的有機統一。農村黨支部作為農村基層黨組織,既要承擔國家治理的責任,通過戰鬥堡壘作用和黨員模範作用的發揮,确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又要承擔農村治理的責任,通過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機制的有效運轉,确保村民利益不受損失。當國家整體利益與村民局部利益、村民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不一緻時,“一肩挑”機制就會權衡利弊,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化解沖突,有效降低村莊内耗。

(三)農村幹部及黨員隊伍建設:“兩票制”影響範圍的拓展

“兩票制”“兩推一選”“一肩挑”等黨支部選人機制創新,都緣于農村基層黨建的滞後,難以适應村民自治的需要。為了加強農村黨支部班子和黨員隊伍建設,提高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力和凝聚力,在D村“兩票制”農村黨支部選人機制成功後,縣委及時将該經驗從黨支部選舉延伸到農村幹部隊伍建設和黨員隊伍建設中。

19925月,縣委組織部印發《關于推行“兩票”制建設農村黨支部的三項制度》,将“兩票制”運用到黨員評議、黨支部考核評價、後備幹部培養和新黨員發展等方面,要求各村村民每年年底對黨員進行優秀、合格、不合格三個層次的民主評議,對優秀黨員表彰獎勵,對不合格黨員加強教育;對黨支部班子進行優秀、稱職、不稱職三個檔次的任職評價,對優秀村幹部表彰獎勵,對群衆不信任的村幹部及時調整;農村後備幹部的選拔培養要充分發揚民主,先由群衆民主推薦,推薦票在半數以上才能作為後備幹部培養;發展新黨員要嚴把入口關,對于申請入黨的積極分子,先由群衆民主推薦,再由黨員推薦,群衆推薦票不得低于全體選民的半數,黨員推薦票不得低于全體黨員的4/5,才能成為入黨積極分子。

同時,縣委還把村委會換屆選舉與農村黨員隊伍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要求農村黨支部把村委會選舉中産生的非黨員幹部,作為群衆信任的優秀分子吸收進黨組織,這種做法将農村黨員隊伍的發展壯大建立在群衆認同的基礎上,目的是通過村委會選舉把群衆認可的精英吸收到黨組織中,進而改變農村黨員隊伍老化、素質低下的現狀,提高農村黨組織的領導能力,重塑黨的形象,确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農村的貫徹執行。

四、黨組織支持農民探索的制度發展:村民自治範圍的擴展

農村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政治中承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村扮演着關鍵性的‘鐘擺’角色……農村的作用是個變數,它不是穩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7]由此,鄧小平特别強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國穩定不穩定首先要看這百分之八十穩定不穩定。……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是不行的。”[8]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實踐中,制度的落實對制度土壤提出較高要求,而土壤的不同狀況造就了千變萬化的制度運行狀況,稍有不慎就會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由此,為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地方領導不僅要在制度上大膽創新,而且還要在制度創新的基礎上推動制度發展。

D村盡管通過“兩票制”成功回應了村民參與黨支部選舉的訴求,但村黨支部書記王殊的連任又引發了部分村民的不滿。所以,在村黨支部換屆選舉之後,一些村民以舉報村黨支部書記王殊貪污腐敗為由,要求政府派人清查村财務。縣委面對D村群衆的要求,成立了5人清财小組進駐D村,調查村黨支部書記貪污腐敗問題。清财工作調查了半個月的時間,并沒有查出黨支部書記王殊的貪污問題,但王殊由于一些村民的不斷告狀覺得自己不适合繼續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職務,在财務清查後辭去了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職務。

王殊辭去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後,D村的“兩委”換屆選舉因受家族勢力的影響,選出了具有一定的血緣或姻緣關系的村“兩委”班子,村莊公權力落入家族勢力控制之下。據村民反映,主要村幹部利用職權将村集體公共資源據為己有,存在集體收支不公開、征地補償的使用和分配不透明等問題,激起村民的普遍不滿。村民認為新選出的村黨支部書記家族勢力較大,依靠村莊内部的力量難以監控,便向鄉鎮領導提出“在村黨支部換屆選舉中允許選非本村人為黨支部書記”的要求,希望通過這一辦法選舉當地一個企業家在本村擔任黨支部書記。該企業家是D村鄰村的黨支部書記,也是當地有名的企業家,屬于當地的經濟能人和政治強人。

鎮黨委根據D村村民的反映和要求,首先對D村财務進行了清查,并對有貪污行為的村黨支部書記給予黨内警告和撤銷職務的處分并考慮到加強村黨支部領導力等需要,同意村民“選非本村人為黨支部書記”的要求,并在黨支部換屆選舉中實現了村民的願望,村民支持的企業家順利當選。該企業家當選D村黨支部書記以後,積極争取項目、籌集資金,解決村小學修繕、廟宇修繕、修路、自來水入戶打水井、建水壩等涉及村民生産生活的重大問題,不僅使村民的經濟收入迅速增加,還使村莊基礎設施和村莊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赢得了多數村民的信任。在D村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村民再次創新《村組法》規定,把選票投給了在本村沒有選民資格的黨支部書記,成功實現了黨支部與村委會“一肩挑”。合理探索自治單元之間的銜接與互動有利于村民自治更好地實現[9],村民自治制度在D村得到了更大範圍的發展,黨支部選舉突破村莊範圍的實踐也為解決農村黨組織人才匮乏、領導力不足等問題提供了有益參考。

五、黨建引領下的制度創新實踐促進農民全面發展

在村民自治的發展曆程中,中國農民為了維護自身權益,不斷根據制度認知提出新的制度訴求,并在黨的領導下突破政策和體制障礙推進制度創新與發展,使村民自治的内容更加豐富、結構更加完善、效用更加明顯。從D村村民自治的實踐曆程中,可以看出基層黨組織引領村民自治實踐,促進農民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一)制度創新保障了農民的自治權利,鞏固了農村黨支部的領導地位。

農村黨支部是黨對農村各項工作和各種組織的領導核心,但由于部分農村基層黨建缺位等原因,導緻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面臨諸多挑戰,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出現的村匪村霸橫行鄉裡、黑惡勢力把持村政、邪教組織非法活動等現象,嚴重損害黨的形象,也由此使農村黨支部領導村民自治的合法性受到沖擊。農村黨支部通過“兩票制”等系列機制創新,通過黨内民主與黨外民主的有機結合,讓村民群衆參與農村黨支部換屆、發展新黨員、評議黨員評價黨支部等基層黨建工作,從根本上轉變黨的領導方式,解決了村民自治中的“兩委”矛盾破解了村強黨弱或黨強村弱的“二元悖論”,發揮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和農村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進而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實現了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

D村村民自治的曆程反複證明:村民自治與農村黨建相輔相成,相互推進。無論村強黨弱還是黨強村弱,都無法推進村民自治的順利進展,隻有在農村黨支部的堅強領導下,村民自治的目标才能實現。相反,村民自治就會偏離方向,異化為村幹部自治或呈現行政化傾向,村民依法自治的權利也就無法保障。而要實現農村黨支部對村民自治的領導,離不開地方黨委的堅強領導和基層政府的正确指導,否則村民參與就可能偏離自治軌道,進而削弱黨的領導,損害黨的形象。同時也可以看出:農民群衆的利益訴求是推動制度創新的有機動力,而制度創新的價值導向是為了維護人民利益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黨組織對農村訴求的積極回應是制度創新得以實現的組織保障。

(二)制度創新鍛煉了中國農民的創造能力,激發了農村黨組織的創新活力。

傳統中國農民的政治行為表現為“逆來順受和官逼民反”[10]兩個極端,當代中國農民的政治行為超越了農民政治行為的經典模式,既不是對國家意志和行為的簡單順從和盲目依從,也不是對國家基本制度和政治統治的激烈對抗和根本對立,而是在發現這一體制安排并不能滿足其要求時,從維護自己利益和改善村莊治理的要求出發,突破既定的政策和體制性障礙,作出積極回應而創造出新的體制和行為模式,最後促使政策和體制改變,由此表現出偉大的作為和曆史的首創精神。[11]

D村村民在落實村民自治制度時,面對農村黨支部在村莊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農村黨組織軟弱渙散的現實狀況,創造性地提出了參與村黨支部選舉的訴求,形成了“兩票制”選舉黨支部、評議黨員、發展新黨員和考核黨支部等農村基層黨建新機制。面對家族勢力、派系競争以及村民私心重、合作意識差等問題,村民再次創造性地作出了跨村選人的行為選擇,才有了村級選舉中選民資格和競選資格的不斷創新。D村的村民自治曆程充分說明,農民通過合法途徑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行為,是推動制度變遷的内在動力。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12]

(三)制度發展拓寬了中國農民的自治邊界,推進了農村農民的全面發展。

D村案例來看,中國農村村民自治自産生以來近40年的曆程呈現出自治範圍逐步擴大的特征。一是村民自治的内容不斷豐富,逐步從一開始的注重民主選舉到關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實質内容。二是村民參與的範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質量越來越高,村民逐步從參與選舉發展到參與村級公共事務和集體财産的民主管理,再發展到參與村級重大事務的民主決策和對村幹部行為的民主監督。不僅參與村民自治的事務,還主動要求參與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三是村民自治的範圍不斷擴大,一方面把村民自治中的自治事務與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結合起來,在農村基層黨建中把黨内民主與黨外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另一方面把農村幹部的選擇範圍從村莊内部延伸到村莊外部,為農村發展提供了人才儲備。第一書記、駐村幹部、企業家、離退休幹部逐漸成為村幹部人選,進而使村治精英的選擇範圍更加廣闊,使村民自治單元更加靈活、更加切合農村實際。村莊既可以是《村組法》規定的行政村,也可以是有利于自治有效運轉的自然村,還可以是為了整合資源而結成的聯合村。

村民自治範圍擴大有利于實現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治理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明确指出,無産階級掌握政權的未來社會“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294實現這一理想需要人的自治能力的提高和自治機制的有效運轉。一方面,村民自治範圍的擴大,既有利于農民民主意識增強和民主能力提升,也有利于政治效能感提高,農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提出了超越制度安排的要求,并積極采取行動倒逼地方領導進行制度創新,一步步實現自己的利益目标。随着政治目标的逐步實現,他們對自身和制度更有自信。另一方面,民主的核心在于選擇[13],随着村民自治範圍的逐步擴大,村民在選擇村幹部時就越能夠體現個人意志,民主意識和能力也就越強,進而促使村民自治機制有效運轉,由村民群衆根據本村實際自覺選擇合适的自治單元,依法辦理村民自己的事情。

綜上所述,在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實踐中,黨領導下的村民自治是促進農民全面發展的制度平台,黨對農民既定制度認知下制度訴求的積極回應,有力地推動了基層黨組織的制度創新發展。制度創新使黨在村民自治中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落實,也逐步使農村治理走向“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治保障”[14]的現代化發展,并推動農民全面發展最終目标的實現。由此,重視農民訴求、保證農民利益是基層黨組織激發農民創造力的必然選擇和推進村民自治機制有效運轉的重要基礎,同時,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又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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