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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治學理論的學科資源——中國政治學汲取了什麼、貢獻了什麼?

作者:楊光斌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政治學研究》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6-30  浏覽次數: 364

【摘 要】一流政治學科的根本标志是擁有自主性政治學理論。建設政治學理論的資源來自古今中外,但隻有在學科意義上,這些資源才能派得上用場,這些資源才有意義。在對标尺度上,對政治學理論創新有直接貢獻的學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曆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學理論仰仗于這些學科的發達。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徑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還較難取得重大突破;作為檢驗理論真僞和發現新理論的曆史社會學研究,還沒有形成作者群;比較政治學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航向。因此,建設中國的一流政治學仍任重道遠。

【關鍵詞】政治學科;政治學理論;政治思想史;曆史社會學;比較政治學


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進一流政治學學科建設規劃,這意味着建構自主性中國政治學的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是不可推脫的時代議程。一流政治學學科的衡量标準是能否建成自主性政治學理論,這是政治學其他分支學科最重要的基礎。因此,本文首重讨論作為一流政治學學科基礎的政治學理論,思考中國政治學離一流政治學學科的距離及其根本問題和出路。

政治學理論包括由概念所構成的知識體系、理論體系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學科“範式”或研究“範式”是政治學理論的最集中表達。由于流行的理論往往能内化為政治觀念乃至政治信念,因此,政治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就等同于政治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政治學理論對于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對于一個具有悠久曆史文明的、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國而言,如果沒有自主性政治學理論,就有可能失去學術發展的方向感。政治學理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關鍵是如何建構,其資源何在。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讨論政治學理論的資源問題,比如我們常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中國曆史與文化、中國政治實踐以及西方政治學有益成果等“四大資源”,也就是古今中外的文明遺産都是其資源。這樣的說法稍作變化,也适用于其他學科的建設,并非政治學理論的獨特表述。本文認為,隻有在規範性的學科範疇上尋找資源,即從學科資源出發,形成特定的學科意識,我們才能更有針對性地、更有效地、更專業化地推進政治學理論的建設,有專業化才有規範化和學科化,古今中外“四大資源”才能被納入特定的或者對應的學科範疇,更直接地轉化為可供政治學汲取的理論資源。

筆者認為政治學理論的學科資源主要有三大來源:思想史、曆史研究和現實政治研究。思想史是先賢對其時代(即我們所說的曆史)以及之前曆史的理論化總結,是一種直接的知識來源,因此是很多人獲取政治學理論的知識“捷徑”。但是,即使是偉大的思想家如馬克思,其認識世界和曆史的能力都是有缺憾的。也就是說,思想史可能會提供一些智慧,但不可能也不會壟斷政治學理論的知識來源,更不可能提供解決當前現實問題的方案,甚至很多時候不能解釋現實——這些可是政治學的宗旨所在。近代以來,我們熟悉的政治學理論更多地來自比較曆史研究和學者們對其現時代即現實政治研究,芸芸衆生的“小人物”(相對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即一般學者所作出的思想貢獻,值得大書特書,因為是他們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重新解釋了曆史并解剖着現實政治的結構、困境與方向,政治學也因此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吸引人。要知道,衡量社會科學的最高價值标準,就是對人們身處其中并約束着人們的社會結構的研究,是否有實質性的啟發性解釋。對此,曆史上的“大人物”顯然愛莫能助。

本文對政治學知識資源做類型化探讨,目的在于結合既有理論成果,進一步讨論如何汲取資源,并提出中國政治學在各種知識資源上的現狀以及努力的方向。這些話題都是具有争議性的議程,也都是開放性的沒有結論的問題。但本文認為,在學科意義上,中國政治學理論的滞後性程度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這樣界定并不否定中國人的實踐智慧和與生俱來的理性思維能力;在理論命題嚴重滞後、在缺少自主性政治學理論的前提下,用發達的研究工具去研究政治現象,對提升政治思維能力起到什麼作用,還值得讨論。

一、作為政治學理論知識資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我們熟悉的政治學理論的一些關鍵詞如政體、治道,均來自思想史。對中國政治學而言,思想史資源主要是中國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中後者比重更大,這是因為作為學科的政治學是由亞裡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學》奠定下來的,今天流行的政體類型理論以及政體變遷理論有着2000多年的曆史淵源。随着時代的變遷和制度大轉型,共同體演進的曆史催生了新的政治理論,從國家主權理論到人民主權理論,使得政治理論呈現與時俱進的特征。比較而言,一開始就具有現代性特征的中國政治(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呈現的不是多變而是“曆史的延續性”,因此政治理論也就呈現延續性的特征,無論是法家的思想還是儒家的思想,一經确立就内化為延續性的制度。這給我們如何認識思想史、如何汲取思想史資源提供了一些啟示:曆史中的思想和回答共同體問題的思想。

(一)思想史是“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或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曆史上的各類思想都是時代的産物,是曆史中的思想。國内外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把思想史視為觀念史,把思想史變成觀念的曆史鍊接而建構出一個體系化的思想史。思想史中的思想和曆史中的思想有着很大區别。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旨在關注某一思想在思想史或思想體系中的地位與貢獻,變成了此思想與彼思想的比較研究;曆史中的思想,意味着思想者要回答的是他所處的時代的重大問題是什麼。這樣,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事實上是後人從自己的需要、興趣出發而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思想者的東西;曆史中的思想研究是為了發掘思想者想回答他所處時代的“現實性”問題。

對思想史的兩種不同的認知,必然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曆史中的思想研究,導向就是“亞裡士多德傳統”,即從比較政治研究的路徑出發而總結出思想性命題。衆所周知,亞裡士多德的政體類型理論就是根據158個城邦國家的經驗研究和曆史分析而得到的結論。亞裡士多德之後的很多思想家也都是在研究其所處時代的現實性問題的基礎上進行思想性思考。近代之後的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約翰·洛克(John Locke)、 馬克思等無不如此。在“亞裡士多德傳統”的意義上,政治思想史其實就是曆史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但是,随着人口的幾何級數增長和社會科學的分工化演變,靠分工而産生的專業化學術漸漸地抛棄了亞裡士多德傳統,以研究人物為業,進而形成所謂的政治哲學。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很容易變成政治哲學式的研究,政治哲學的核心是為了回答“好政治”、人性與政治的關系,無疑是很重要的專業追求。人類需要一個又一個的理想化圖景來引導人類去追求。這其實就是中國人說的“六經注我”,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其實就是一種工具主義的政治活動,而非一種複原真相或者接近故事真相的學術探究活動。但是20世紀的世界文明意味着什麼呢?工具主義的政治活動讓很多理想化圖式都變成了一元論的普世主義,結果20世紀的世界政治變成了幾個“一元論”之間的厮殺。可見,政治哲學既給人類以智慧,又招緻人類之間的仇恨。這就是為什麼後人總是要把“極權主義”的原罪歸咎于柏拉圖(Plato)、黑格爾、馬克思等。他們與極權主義有關系嗎?即使有,也是後人強加給他們的,或者是因為後人的研究路徑出了問題,即進行“思想大串聯”并構建一個又一個烏托邦去引導人類思想。

兩種研究路徑的難易程度是不一樣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讀幾本“經典”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經典”,或者是什麼性質的“經典”,研讀者可以不問,或者無從問起。比如,被國内學術界視為“經典”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底是一部學術經典還是一部“文化帝國主義”作品?政治哲學路徑的研究肯定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意識,隻能是陷于韋伯式學術套路而不能自拔,讀者自己的文化甚至被韋伯矮化、妖魔化而不能自知。相反,如果從“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發,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作,更要廣泛地閱讀思想家所處的時代、思想家的“現實性”關懷。這種“曆史的比較政治研究”,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誠如亞裡士多德一樣去理解那麼多的“國家”。但是,唯有如此,思想史研究才能取得與衆不同的新成果。不得不說,政治哲學的路徑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對于我國一些學者而言,是一條很難出新成果的研究路徑。

(二)“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基本上是關于政治共同體演進中的“時間性”研究

如果是“思想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即政治哲學式的抽象性觀念鍊接,就必然形成水火不容的、派系林立的所謂“流派”。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政治哲學的“好政治”是一種烏托邦,研讀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景去取舍曆史上的思想産品,把曆史上的思想家變成了自己,或者自己變成了曆史上的思想者本人。這是研究者自己給曆史人物的思想鏡像,把曆史人物格式化或模塊化。這樣,生活中的偏好變成了幫派式的思想沖突,或者說把曆史人物拉進自己的幫派,把彼此不相關或者本身沒那麼沖突性的思想人物,搞成勢不兩立的流派。

但是,從“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路徑出發去研究人物,就會發現,每個“大人物”其實都是在探究自己時代的共同體危機的答案,每個“大人物”的思想都具有複雜性、多樣性、多向度性,但其問題關懷的主旨是明确的,或者說是可以找到其思想主旨的。對政治學學科影響最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人類最初的政治共同體就是古希臘城邦,關于城邦的問題研究就成了政治學的知識原點。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說是争論較少的,至于後人關于整體主義好與壞的争論,則是後人與亞裡士多德的争論,而不是亞裡士多德本人的問題意識,他隻關心常識性知識:對于城邦而言,沒有整體,部分就失去了意義,無所謂城邦了;而部分的缺失或者被無視,這一定有損整體性城邦的存續。

在政治科學或者經驗研究的意義上,亞裡士多德開創了政治學理論的知識體系。時間超越了羅馬時期和中世紀,到了近代,人類的政治共同體面臨空前挑戰。

第一步,是在叢林規則中如何尋找秩序、如何“立國”的問題,因此自文藝複興之後,先後有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讓·布丹(Jean Bodin)的國家主權論和霍布斯的利維坦(“主權人格”),這是現代國家的起點,秩序優先,主權與權威至上。也就是說,以霍布斯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關于秩序、關于立國的國家權力理論,在西方語境中,就是所謂的“現代性”,有秩序的共同體是現代性的象征。有秩序的政治共同體是人類永恒的問題,過去有秩序的,并不是一勞永逸的永遠有秩序,何況有秩序的共同體的到來在世界曆史中有先有後,這就是德國曆史學派以及後來的新國家主義者如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思想依然有巨大影響力的重要原因。關于秩序,主要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分權制衡,比如從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到美國建國者都是這種聲音的代表者;一種主張集權主義,從黑格爾到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都是這種聲音的主張者。後來人大多是在二者中選擇、争論,但對于後發國家而言,不存在着理論的好壞問題,隻存在着實踐的适用性問題,管用的才是好的,治國理政來不得半點含糊。

第二步,秩序有限實現誰的利益。秩序既是目的又是工具,但建構有秩序的共同體說到底是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類。人類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但在共同體生活中,人類充滿着矛盾與沖突,其中不變的道理是,永遠是強勢階層的權力、權利優先實現,或者說秩序本身首先是為了保障強勢階層或者支配階級的利益。這樣,在共同體演進的意義上,支配階級的利益的主張者便是洛克提出的生命權、自由、财産權等權,說到底是販賣奴隸的洛克所代表的階級的權力或權利。勞動創造的物質才叫财富,這為當時的殖民擴張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因為美洲、非洲的物質是自然的,不屬于當地人的“财産權”,隻屬于新殖民者。支配階級獲得财産之後就會在“勞動”的休閑季節召開議會,而且主權在議會而非國王,即著名的“議會主權”理論。這就是共同體理論即國家理論的第二步,即如何保障支配階級的權益。洛克之後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法國啟蒙思想家、之後的阿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o Tocqueville)以及當代的弗雷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A·Hayek)等,都是這一思想脈絡上的辯護者。

第三步,支配階級“勞動”的一個副産品必然是被支配階級,或者說沒有财産權的勞動階級。現代性政治的第二個特征是平等性與大衆性,這樣就有了呼喚“人生而平等”的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民主權思想。到了馬克思這裡,人民主權思想就變成了以政治革命而實現的無産階級專政,從“必然王國”通向“自由王國”,馬克思因此而成為千年來影響最大的思想家。至此,洛克的信徒雖然不會少,但盧梭—馬克思的追随者更多。現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脈絡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們,英國的費邊社、歐陸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盧森堡等,再到東方的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馬克思思想脈絡的産物。

第四步,政策選擇。政治秩序、利益格局(即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的權益問題)等憲制問題一旦底定,就很難改變,除非來一場革命,因此在既定的憲制之下,讨論的問題更多的是政策選擇的價值取向,諸如分配正義問題,“政治過程”的研究越來越多。保守主義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Bordley Rawls),雖然看上去有不少“憲制”關懷,其學說也是為證明或解釋既定憲制,但更多的是關于政策性讨論。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是關于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學說,其最後一部著作《萬民法》既是對非西方國家政治合法性的闡釋,也是美國當時的對外政策的哲學論證;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同樣關心如何通過商談民主而實現分配正義。西方主流經濟思想家,比如從凱恩斯主義到二戰之後的福利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者,都是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讨論政策價值取向與政策選擇問題的。

總之,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資源而言,古希臘思想家提供了共同體的知識起點,但當時的共同體實在太簡單。到了近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危機與建構,是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共同體不是一蹴而就的“快照”,而是一個“時間性”進程,先有秩序即國家權力(包括政體),然後是支配性階級的權力(權利)、被支配階級的權利;即使是被支配階級的權利,也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概念,其中包括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這些權利也都是時間性的概念。

有了政治共同體(國家)演進的時間性“路線圖”,就能更好地理解“曆史中的思想家”想要什麼及在論證什麼;據此對照,我們可以明白到底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當然,既然稱之為“路線圖”,就是高度還原論的簡單化處理,時間性中的政治總是有着無窮的複雜性。但是,我們又不可能真正還原曆史進程,對此隻能以時間性的路線圖去理解政治思想史。本文認為,現代國家演進的時間性路線圖,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種比較政治發展研究的路徑,但這種路徑能否出新知,有待檢驗。

二、作為政治學理論曆時性知識資源的曆史社會學

曆史研究永遠是社會科學知識的最豐富的資源,在研究曆史中或比較曆史分析中所形成的政治社會理論,被稱為曆史社會學。曆史社會學所關注的主題是從曆史研究中發掘真相,建構政治社會理論。在政治思想史中,既有霍布斯、洛克、馬克思等應對現實性政治而産生的思想,也有比較曆史分析而得來的政治思想,比如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中的比較民情研究,海外殖民開拓為思想者理解異域文化和曆史提供了條件。但是,真正通過比較曆史研究而系統地建構起來的政治理論或政治社會理論,還是19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後的事情。

德國的興起在當時西方語境中就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大事,德國人自然賦予這個大事以理論解釋,德國曆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亞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等人所開創的“德國曆史學派”事實上就是今天所說的曆史社會學,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實是一部曆史社會學著作。德國曆史學派通過新方法研究德國曆史從而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當時被視為“普世主義”的概念,諸如反一般化、反概念化、反規範化等價值論和知識論上的主張(1),隻不過因為第三帝國給世界帶來的災難,德國曆史學派連同當時歐洲流行的統合主義概念一樣,被視為政治不正确。但是,統合主義理論在70年代末開始複活起來,德國曆史學派的曆史主義精神自然也不會消失,盡管少有人把德國曆史學派說成是今天的曆史社會學。

二戰之後,新興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是社會科學難得的研究議程。同時,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也在反思,為什麼西方國家内部之間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戰争?西方國家是怎麼演進的?這些構成了西方與非西方的共同主題,即現代國家是如何到來的,又是如何演進的;其中現代化、階級關系、戰争、革命就自然成了曆史社會學最重要的主題,并由此而得出了啟人心智的智識成就。比起“大人物”的深邃思想,這些看起來更像學術而非思想的論述,對我們理解社會結構的演進更有啟發性。

第一,“摩爾學派”。哈佛大學巴林頓·摩爾(Barring Moore1968年出版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一舉奠定了“摩爾曆史社會學派”的地位。摩爾從結構主義的階級分析的路徑,根據其研究對象國的階級關系所構成的宏觀社會結構的演進以及革命的作用,解釋了為什麼英國-美國-法國走上了自由主義民主的政治發展道路、德國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主義道路以及為什麼俄國和中國走向了共産主義道路。摩爾的著作出版之後,在長達10年之久的時間内,一直居美國社會科學排行榜首位。摩爾的路徑是階級分析,解釋的是革命的作用,這對冷戰高峰時期一邊倒地主張自由主義民主的美國社會科學來說,算是不小的震撼。對“革命”有着先天性偏見的美國人認識到,自己的現代化起點其實也是源于革命。

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頓關于美國、英國、法國的自由主義民主起源的研究,與摩爾有些相似,但其關于美國政治性質的曆史理解則達到他人所不能及的深刻。亨廷頓提出美國是一個現代“都铎政體”,實際上是說美國是一個現代封建制,因此才有所謂的法治主義即法治至上的政治邏輯,這違背了現代性政治,因為現代性政治是變,而封建制是靠傳統的法治而維護不變。這種對美國的封建主義解釋,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1979年,沿着摩爾的分析路徑,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出版,算是結構主義“摩爾學派”的第二代。在研究法國、俄國和中國的大革命中,除了繼承摩爾的階級分析路徑外,作者加入了國家自主性概念以及“世界時間”概念,提出在“世界時間”中國家自主性的強弱及其與階級之間的關系,決定了大革命的原因、進程以及走向。此時的美國社會科學,已經更講究方法論,分析路徑成熟。因此,相比摩爾,斯考切波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方法論意識,當然也多了些學究氣。

現在,已經進入到“摩爾學派”第三代,比如研究“利維坦的誕生”。追蹤溯源西方國家在早期的演進過程,相比較第二代,方法論色彩更重了,學科規範意識更強了,寫作正文之前都要把已經有的相關研究成果梳理交待一遍,然後規定一個分析框架,把相關的曆史資料填充進去。但研究成果的啟人心智成分越來越少了。

第二,“梯利學派”。西方大概沒有“梯利學派”的說法,在中國語境中,絕對稱得上“梯利學派”,其與“摩爾學派”的區别就是其“過程主義”所發現的“因果機制”研究。弗蘭克·梯利(Frank Thily)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其主編的《西歐現代國家的形成》。梯利提出了“戰争制造國家,國家發動戰争”的國家形成和國家演進的曆史邏輯,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國家的内在禀賦。與此相類似的研究,便是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國家與暴力》,看起來和平、豐腴的歐洲,都是經曆腥風血雨的曆史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

梯利不但在現代國家的形成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還有着強大的學術資源組織能力,組織起大規模的“學術工作坊”,曆史性地解釋西方民主的起源與演進的過程與機制,從中世紀開始的社會抗争、階層對抗的曆史,解釋西方民主的世紀曆程。

第三,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曆史社會學。如果說“摩爾學派”和“梯利學派”都是家族式的或兵團式的作戰,曼則是學術上的獨行俠,以一己之力形成了最有影響力的曆史社會學,因此被稱為繼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之後的最偉大的社會學家。在基礎性權力和專制性權力概念的基礎上,曼又将國家權力劃分為可以解釋大曆史的經濟權力、文化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并認為作為國家權力象征的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互動的邏輯性結果。曼的發現不但能解釋大曆史,還能有效地解釋世界政治的重大問題,比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美國和蘇聯都陷于危機之中,為什麼後來中國和美國度過了危機而蘇聯則走向國家失敗?原因就是蘇聯迷信的是政治權力改革,把結果當原因,理論的失敗必然招緻國家的失敗。今天流行的旨在張揚個人權利的治理理論,要全面地理解治理理論,首先需要讀一讀曼的曆史社會學。

第四,世界體系理論。值得指出的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是曆史社會學的一種自然延伸。中心-邊緣的世界體系分析,事實上也是階級分析,即階級分析方法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運用。如同國内政治由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構成,世界政治事實上是強國和弱國所構成的世界體系。依附論可以看作是一種世界體系理論,代表學者有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安德列·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加州曆史學派。如果說“摩爾學派”和曼的曆史社會學還屬于歐美中心,而世界體系理論則是來自左翼的後發達理論。

總之,曆史社會學是關于現代國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現代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總結出現代國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國家形成中的階級關系、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議題。因此,曆史社會學是一種宏觀曆史結構的路徑,其特定學科視野下的研究議程及其成果,是很多“大人物”所不曾關注的,至少不是他們專門關注的。需要特别強調的是,國家形成必然涉及階級關系、民族關系,因此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階級分析方法,或者說階級分析是曆史社會學的主流方法。在國家形成中,底層階級的命運總是最悲慘的,令人同情。研究運用階級分析加上對底層社會的同情,自然會自覺抑或不自覺地帶上馬克思主義色彩。

由于曆史社會學是關于宏大曆史結構的研究,“宏大”必然帶來其與生俱來的問題,比如對細節的忽視或與“微曆史”的出入,因此任何宏大主題的研究都會被诟病。但是,正是這些宏大的曆史叙事,不但解釋了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結構如何演進,更給人類以智慧啟迪和政治上的實踐智慧。大學科有大學科的态勢和用處,前述的曆史社會學派為現代政治理論的發展、乃至于思維方式的改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三、作為政治學理論共時性知識資源的世界政治學科

如果說曆史社會學是一種基于曆史研究的縱向性理論發現,那麼世界政治學科則是一種基于即時性世界政治的橫向性研究。世界政治學科或世界政治研究是基于比較政治(包括國内政治)、世界政治思潮和國際關系的集成性學科,或者說國際關系走向、世界政治動向研究是基于比較政治和世界政治思潮的研究成果(2)。

不論我們同意與否,或者說不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能否在感情上接受,一個不得不承認的現實是,國内政治學理論界談論和研究的,主要是二戰後西方國家關于世界政治的研究成果,而由于二戰後的半個世紀處于“冷戰”階段,國内流行的政治學理論主要是“冷戰政治學”。因此本文拟從國内政治研究、比較政治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做一個理論成果的梳理。

(一)國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學理論:自由主義民主

基于西方國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學理論成果很多,比如代議制與總統制的優劣比較、福利政治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等。但是,所有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都是在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體系下衍生出來的。二戰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社會科學的最大成就,就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社會科學化,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無不如此,從而真正做到了自由主義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在此前提下,二戰後西方政治學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論體系,将自由和民主這對充滿張力的兩股繩擰在一起。其具體步驟是:第一步,先改造民主概念,将實質民主即人民主權改造為程序民主即選舉式民主,這一工作是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 Peter)完成的,又稱“熊彼特式民主”。第二步,将民主納入自由主義的範疇,雖然民主與自由之間充滿張力。這一工作是由羅伯特·達爾(Robert Alan Dahl)、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人完成的。第三步,改造合法性概念,将韋伯的基于合法律性和有效性所構成的合法性概念,改造為選舉式民主 有效性的概念,這一工作是由西摩·馬丁·李普塞特(Sey Mour Martin Lipset)完成的。此後,選舉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選舉,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等說法,經過熊彼特、李普塞特、達爾、薩托利等兩三代學人的論說,開始流行起來。由此,這些論證本國制度合理性的政治理論演變為改造其他國家政治制度的“革命理論”,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則進一步推廣了自由主義民主理論。

(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主題與範式:從現代化到民主化

比較政治學于二戰之後興起于美國,因此比較政治學完全可以說成是“美國比較政治學”。美國比較政治學的政治功績遠遠大于其學術貢獻,比較政治學配合國家的安全戰略并立下汗馬功勞,美國政治學的主流把基于本國政治研究而得出的理論結論即自由主義民主推向全世界,因此美國赢得了冷戰并撬動了民主化,但為此而結出的“學術成果”經不起曆史檢驗,遺憾的是其他國家的政治學界将此視為學術标準而模仿。

二戰之後學界興起了現代化研究,主要是因為世界範圍内出現了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新興國家大批湧現,西方需要認識他們并“引導”和改造它們,以便使它們成為自己,因此以“現代化”為名的政治發展研究開始興起。其中美國還專門成立了比較政治學委員會以推動這一研究浪潮,其作用影響至20世紀70年代。在現代化研究中,流行的研究範式就是加布裡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基于美國政治制度之政治功能所建構的結構功能主義,其1958年出版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最為典型,以結構功能主義套在所有國家和地區身上,無論是東亞、中東、南亞、還是非洲和南美,都用結構功能主義這一模型去套。可見,阿爾蒙德等人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其實就是教條主義的教科書。

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因其無效性漸漸為後人抛棄,但20世紀70年代後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開始華麗轉型,行為主義時代的那些研究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論的學術共同體,開始轉向理性選擇主義,量化模型開始流行起來,在當下又很自然地轉化為所謂的“大數據研究”。簡單地說,這些“科學主義”色彩的方法論,都是為了論證特定研究主題而提出來的,或者說是為了論證特定主題或者命題,而不是為了方法而方法;但當命題錯了的時候,所謂科學的方法就會離現實愈加遙遠。

20世紀80年代,以推動民主轉型為志趣的“轉型學”開始流行起來,強調不管起點在何方,無論是社會主義、威權主義、獨裁政治等,最終都要發生民主化轉型,雖然轉型的結果不太确定。被稱為“轉型範式”的轉型學,是由研究南美國家的菲律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A.ODonnell)在1984年的《威權統治的轉型》中提出的,而1987年亨廷頓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提出兩次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标準,則坐實了“熊彼特式民主”。

無論是研究現代化的結構功能主義,還是推動民主化轉型的轉型範式,說到底都是為了證成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即将基于國内政治研究的理論模式全球化。在現代化和民主化研究的範疇下,很多學者提出了很多次級範式,比如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政治衰朽”“普力奪社會”概念,在此基礎上喬爾·米格代爾(Joel S.Migdal)提出的“強社會中的弱國家”和“觀念中的國家與實踐中的國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提出的“曆史終結論”,後來亨廷頓又提出的“文明的沖突”“國民性危機”等概念,這些都是比較政治學的較有影響的理論性概念。

(三)研究國家間政治的國際關系理論

我們熟悉的以“三大主義”為主線的國際關系理論,即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除了建構主義是一種哲學方法性質的理論,現實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都是典型的論證即時性國際關系的理論。古典現實主義被改造為結構現實主義,是因為古典現實主義的關鍵詞或者說本體論是“帝國主義”,這對冷戰中的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如刺在喉。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的最大貢獻,與其說是論證了兩極結構的合理性,不如說是完成了現實主義國家政治理論的“去帝國主義化”,論證了帝國、霸權的合法性。冷戰後,已經成為單一霸權的美國,不在乎所謂的帝國不帝國主義,公然主張帝國霸權政策,這就是理論上的進攻性現實主 義(3)。與 此同時,溫和的事實性現實主義者則提出了看上去更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制度主義,即以自由制度吸納其他國家,完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建構,其中的關鍵詞有相互依存(問題是誰依存于誰?)、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國家之間無戰争,從而實現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軟權力”即自由主義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更有吸引力。所有這些,構成“曆史終結論”的家族概念。政治口号性的“曆史終結論”已經沒有市場了,但學術化包裝的理論和概念,即前述的“家族概念”卻依然有些市場。如果沒法在理論上辨析其性質或者真面貌,現實就很殘酷,特朗普政權為什麼放棄所謂的“相互依存”所構成的“自由世界秩序”?英國人為什麼不選擇“相互依存”而脫歐?歐陸為什麼極右政黨開始興起?所有這些,其實都是對所謂的自由制度主義的挑戰。

從學科角度梳理政治學理論的演化,可以發現當下的人類其實是生活在“小人物”所诠釋、所建構的世界政治中,現實政治研究和曆史研究是政治學理論的生命力所在,這些研究也符合政治學的學科規定性即如何理解并回答現實性重大政治社會問題,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至少離西方的現實政治很遙遠,恰恰是西方學術界的大量的“小人物”在打思想冷戰,将自己的觀念變為國家的、公衆的觀念,從而為赢得冷戰立下汗馬功勞。對政治學理論的學科梳理,也會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政治學的理論現狀、學科地位。

四、學科範疇視野下的中國政治學理論

政治學理論的重大發現都直接來自經驗研究,包括曆史的經驗和現實的經驗。有了學科标準,對應思想史研究、曆史社會學和世界政治學科,就能更好地發現中國政治學的現狀與問題,即遺憾、困惑和缺失遠遠大于所取得的成就。

(一)思想史研究是基礎理論研究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思想史、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曾一度是顯學,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思想史被認為是基礎理論研究,即思想和理論的源泉。這就是我們要讨論的第一個問題,思想史研究是基礎理論嗎?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房甯研究員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視,他認為真理一旦被發現被認識就簡單了。在他看來,政治學的理論基礎或者思想來源更重要的不是已經發現的思想,而是能否催生新知識、新思想的那些學科和實踐知識,比如廉政學的基礎理論,不是前人說過什麼,而是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相應地,政治學的基礎理論或者知識來源則是經濟學或社會學,也不是前人說過什麼。(4

本文認為,即使思想史是一種智慧的來源,在學科意義上,至多是一種途徑,且不是重要的途徑,重要的途徑是前述的曆史研究所形成的曆史社會學和現實政治研究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學科。思想史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智慧,但不能提供對現實問題的解釋,更不能提供對現實問題的答案,而解釋和答案則是政治學的學科規定性,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政治學了。

即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能提供些智慧,也可能是偏離了原典作家本人思想的智慧。研究者一定要意識到“政治思想史”是專門就思想家關于“政治”的看法之編撰,而每一個思想家都是曆史語境中的人,其政治觀點總是與特定的經濟、文化環境分不開,甚至有很多經濟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但是“政治思想史”則是後人對前輩“政治”論述的理解,結果并不必然反映思想家的真正思想,至少可能不是全面的思想。比如,亞裡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後來馬克思說人是社會動物,到市場經濟“脫嵌”于社會并淩駕于社會之上之後,人則可能是經濟動物。人性的變化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剝離掉社會結構而去彙編政治思想史,結果必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徑,本來曆史上積累下的智識傳統則可能助推了觀念至上,使社會生活變成了觀念的戰場,世界政治變成了信仰政治。對照20世紀的世界政治史,教訓可謂深刻。

關于思想史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國内不少研究者都是沿着本文所說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進行觀念的鍊接,與其說是在“無問西東”,不如說“不知東西”(即失去了方向)。比如,對曆史社會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進行“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就很難理解韋伯在說些什麼。從歐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線索看,就應該知道韋伯的“新教倫理帶來資本主義精神”命題不成立;不但不成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還是一部典型的帝國主義作品,一種矮化其他文明體系的主張民族主義的應景之作。(5

事實上,能進行系統的、整全性的觀念鍊接,已經算是上乘研究水平,比如能否對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關鍵詞進行曆時性研究而達成整全性的“觀念的鍊接”?能夠的話,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成果,比如弗裡德爾·希爾(Friedrich Heer)的《歐洲思想史》,這種研究必然少不了“曆史中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徑,在曆史中才可能進行好的“觀念的鍊接”。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徑的一個結果便是聚焦于個别人物研究。既然是個别人物研究,就應該占有該人物的所有作品,比如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讀密爾的《論自由》《代議制政府》《英屬印度史》《論社會主義》,會發現密爾絕不是中國大陸流行觀念中的密爾,他不但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還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甚至還有社會主義的情愫。更重要的是,密爾在回答他的國家、他的時代的重大問題,雖然富有智慧,但卻不一定是真知,這是我們所必須牢記的,不能把所謂的智慧當作真理;智慧有助于讀者同情地理解前輩,而真理則是用來解釋和回答現實問題的,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裡。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罷了,問題是,很多文章簡直是莫名其妙,發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細枝末節,不但沒有實踐的價值,即使在純粹的知識意義上,也不知道意義何在。筆者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學術顧問十多年,對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題目就讓人感歎。我時常想,西方的年輕學者如果博士論文聚焦于王陽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還能找到工作嗎?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徑嚴重地偏離了“亞裡士多德傳統”,不去從比較政治發展或政治共同體建設的路徑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夠被稱得上發現性的研究成果極為有限,從而也難以對政治學理論的建構貢獻什麼。用房甯研究員的話說,“中國政治學大量的研究活動,還是在溫習和整理普通政治學知識之中打轉轉,真正能夠研究和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專業性知識還不多。”(6)隻有把中國政治學放在學科範疇内對照,才能理解這個判斷并非沒有根據。

(二)中國政治學有曆史社會學研究嗎

很多學者感歎中國政治學根本談不上曆史社會學研究。因為中國政治學界雖然熟悉“摩爾學派”“梯利學派”,曼的曆史社會學,但幾乎無人傳承其衣缽,因為基于大曆史或比較曆史的研究,顯然比讀幾本聖賢書更具有挑戰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會更有學術價值與理論收獲。

中國曆史學有從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為鑒的規律性總結,但這顯然不是從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會理論的曆史社會學。和曆史社會學有點非直接關系的是羅榮渠關于比較現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一元多線”的現代化史觀。如果把海外華人學者的研究劃為中國政治學的範疇,許田波從研究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争與國家形成,類似“梯利學派”,即以中國曆史來驗證“戰争制造國家”。趙鼎新以研究大曆史見長,提出了“儒法國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國國家的起源和變遷曆程,應該是一種典型的曆史社會學研究。

筆者10年前在比較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黨中心主義”概念,自認為是曆史社會學作品。筆者認為,社會科學脈絡是制度變遷或國家建設曆程的理論化總結,英國、美國在建國曆程中以商人集團為核心力量,這一大曆史經驗必然是所謂的社會中心主義即個人中心主義,其假設就是自然權利、社會契約論等。法國、尤其是德國的國家建設曆程,因為官僚制居主導作用,結果就是德國特色。但後發國家普遍需要的國家中心主義,其假設是國家高于社會,即亞裡士多德式命題:沒有整體就沒有部分。無論是社會中心主義還是國家中心主義,都不能回答後發國家依靠政黨建國的大曆史,俄國、中國以及很多後發國家,事實上都是政黨建軍、建國、建政的曆程,這個大曆史事實上在理論上就是政黨中心主義,其理論假設是誰來組織國家、人民性如何實現等。(7)人民主體性不會自動實現,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組織人民實現自己的權利,這個政治力量必然是作為整體性而非部分性的政黨,政黨是“民本主義”的意義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義。

相比較社會中心主義,政黨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并沒那麼強烈,但它是一種更加清晰線索的曆史存在,因為社會中心主義刻意抹去了國家建設中的國家、政府的力量,顯然具有非曆史性。這一刻畫曆史進程的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黨史-黨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視。

“國家建設”正在受到更多中國政治學人的重視,但是我們不能從人物研究出發去研究“國家建設”這個曆史社會學話題,否則就很容易以當下觀念、甚至個人研究者的觀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頭上,去裁剪曆史,把實實在在的、無比複雜的“國家建設”變成了虛幻的、非曆史的意指。曆史社會學研究“國家建設”的路徑是在比較曆史中研究關鍵點(包括關鍵人物和關鍵事件)而得出理論,即在曆史研究中産生理論,在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觀念,堅決反對把自己的觀念強加在曆史進程中的國家。所謂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觀念去剪裁曆史,不喜歡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難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與曆史社會學不搭界。

綜上可見,中國政治學中的曆史社會學剛剛起步。沒有曆史社會學研究的政治學理論就等于沒有曆史根基,沒有曆史經驗支撐的政治學理論顯然是不堅實的,甚至是沒有靈魂的辭藻堆砌。這種堪稱空白狀态的原因,顯然是因為曆史社會學研究難度太大,周期太長,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對此,中國政治學人就得追問自己有無學術使命感了。

(三)中國政治學的現實政治研究貢獻了什麼政治理論

比較中國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曆史社會學研究,中國政治學的現實政治研究可呈現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一些,但并不值得驕傲,甚至存在堪憂之處。很多人依舊在用産生于西方本國政治的概念去剖析中國政治,去指導比較政治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治研究變成了類似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說,在一些人那裡,中國政治研究和比較政治研究,是為了驗證來自特定國家特定曆史經驗的特定命題,這樣的套路就很難談得上貢獻了什麼。為此,中國政治學一些學者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去化解西式民主的迷思。政治學理論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作,其實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理論貢獻。

1.中國比較政治學發展的方向問題。

作為知識增長點的中國比較政治研究尚無生産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比較政治學興起的時候,正趕上了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國的比較政治研究因此跟随美國一道變成了比較民主化研究,一開始就喪失了學科自主性,而不是研究比較政治學最根本的問題——國家建設,而國家建設中的諸多問題顯然不隻是政體轉型問題。因為失去了自主性意識,研究者把幾乎所有的制度變遷當成了“民主轉型”問題,而且很多國家根本沒有建立起來所謂的民主制度,其制度變遷也被視為民主轉型。

民主化确實是過去幾十年的世界政治現象。但是,作為理論來源的現實政治研究,恰恰是檢驗、證明或證僞既有理論的好時機,而不是用既有的民主化理論去解釋現實。比如,在研究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顔色革命”的過程中,筆者提出“選舉式民主”演變為“黨争民主”的政治邏輯,黨争民主需要“同質化條件”,強調社會條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8)。

如果說“國家建設”是曆史社會學性質的國家政治發展道路問題,将政治道路穩定化的則是作為權力關系總和的政體研究。作為政體的民主化研究,涉及的隻是權力關系中的一個面向:國家與社會關系中的縱向民主,而這個縱向民主與其他權力關系比如民族關系又是什麼關系?與宗教又是什麼關系?與非正式的權力關系即文化是什麼關系?單向度的民主化比較政治研究可謂是真正的“無問西東”了,因此才招緻“轉型學的終結”。

對于比較政治學而言,對人民而言而非對學者本人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治理。國家看上去都是現代性的,政體看上去都民主化了,但國家治理為什麼依然有天壤之别?國家治理是各國老百姓頭等重要的大事,但可能不是具有“此時此地”情懷的學者的興趣。

筆者認為,如果說國家建設是比較政治學的總體性軀體,政體則是骨骼,國家治理則是流動的血脈,由此而構成的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邏輯鍊條才是堅實的、可信的。目前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掐頭去尾,不去研究國家建設問題和國家治理問題,隻聚焦于政體轉型研究,而且政體研究隻是關注其中的一個面向。這樣的政體導向的研究既缺少曆史性,又沒有“人民性”。

無論是本國政治研究還是比較政治研究,失去“人民性”關懷的政治學研究都是沒有意義的,有了“人民性”,才可能形成自主性、主題性的政治學話語體系。

2.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政治學理論貢獻。

民主和治理是過去30多年國際社會科學中最流行的兩個關鍵詞,中國政治學基于中國曆史文化、現實實踐,基本建構起來自主性話語權,當然不同的民主理論之間、不同的治理理論之間依然有交鋒,這很正常,但是西方話語一邊倒的局面基本被扭轉。

第一,關于民主理論的研究。協商民主是一個外生性概念,但卻在中國開花結果。大量的研究回答了為什麼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本土性民主模式,而且中國政策産生過程中的決策模式就是基于協商而達成的共識型民主。這個民主模式的政治共識,化解了“競争性選舉”的民主迷思,是一種相對于“自由主義民主”的“民本主義民主”,或者說是一種相對于“代議制民主”的“代表型民主”,具體形态則是相對于“選舉式民主”的“協商民主”,其結果是相對于“無效的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在民主理論研究中,“群衆路線”被新解為“逆向政治參與”。

第二,關于國家治理理論的研究。治理理論是公民社會理論的衍生物,伴随着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流行開來,是一種“去國家化”的政治理論。這種理論對于社會治理而言無疑有一定的價值,但有幾個國家的社會是“公民社會”?非公民社會裡流行治理理論,實踐證明隻能招緻問題,很多國家并沒有因為這個“好概念”的流行而在政治上發生更好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是與生俱來的治理主義者,但是國家治理而不是去國家化的社會治理。因此,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命題,其中國家治理能力是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對此學術界提出了“國家治理範式”、治理的前提是統治、“國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論”等,中國政治學基本上擺脫了基于公民社會的治理理論話語體系。

第三,關于“中國模式”的争論。政治理論不但是學理之間的論争,也事關政治觀念、政治智慧的碰撞。“中國模式”是在“曆史終結論”的一邊倒的語境中提出的,僅在這個意義上,其政治和理論意義就不證自明,尤其是當“曆史終結論”的倡導者福山不再堅持曆史終結了,而且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替代性模式的時候。主張“中國模式”的學界内部也有争論,即對中國模式到底如何概括,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中國模式的核心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心是政體;政體不但是如何組織權力,而且是權力關系的總和。中國的政體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種相對于代議制政體的混合型政體,黨政關系、中央-地方關系、國家-社會關系、政治-市場關系,都體現了民主集中制。所有現代政體其實都是混合型政體,但大多數國家是制衡型混合制,中國是領導型混合制。

中國政治學人總體上是理性和務實的,他們關于基層治理的研究、地方治理的研究、政策過程的研究,都有國際級的學術成果,隻不過英語霸權遮蔽了他們的貢獻。很多人認為,英語世界對于中國政治的研究水平,已經遠遠落後于中國的同行。

3.國際關系理論的創新。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有國際問題研究而無專門的國際關系理論,世界觀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帝國主義論等,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命題是“三個世界”的劃分。改革開放之後,伴随着國際政治學的興起,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撲面而來,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三大主義”即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如前所述,建構主義是一種哲學方法而非理論,結構現實主義和自由制度主義都是對現狀性世界結構的肯定性論證。因此,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流行的這些理論,事實上是在用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去看待國際問題乃至看待中國對外政策,把中國當成美國去分析,使得很多人在外交政策觀察或研究中(有的談不上研究,隻能說是觀察)帶有嚴重的價值承諾,比如在中東問題上、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這些誤導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研究,也誤導了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更談不上有助于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

中國作為一個唯一存續下來的大型古文明體,在對外關系上有着極為豐富的曆史經驗和先進的觀念,然而這些被很多學者置于腦後卻以西方理論觀察中國和世界,其問題早晚會暴露出來,業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滿,因而提出了“中國氣派的國際關系理論”。具有“中國氣派”的國際關系理論無疑就是趙汀陽所論證(注意,這裡用“論證”而不是“提出”)的“天下體系”,為世界國際關系理論界所關注。基于中國文明基因的“天下體系”理論,能夠很好地诠釋中國的外交觀念,比如從過去的和平共處等“五項原則”到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的哪個國際關系理論能解釋中國的大外交?因此我們千萬不能把西方人基于自己曆史的現實主義理論诠釋成中國祖宗的行為,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曆史本體論是帝國主義,而“天下觀”是中國的曆史血脈,其本體論是“大同”,而同樣講究“實力政治”的中國人,“實力政治”充其量隻不過是為實現“天下觀”的一個下位策略而已。

“天下體系”所受到的國際同行的重視啟發我們,有價值的政治理論,一定是基于特定曆史文化和政治實踐從而具有内生性的,而不是用外來概念解釋沒有内在邏輯關系的政治實踐。

五、結語:中國政治學理論的根本問題與出路

思想史、曆史社會學和現實政治研究的三大學科資源,也就是我們主張的以政治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是理論、曆史與現實的統一性。其中,中國政治學曆來不乏作為政治學理論來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徑有待開拓,更有待提升,否則,即使對待一些簡單的思想性命題,比如前述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類的命題,就很難辨識,這是因為中國沒有曆史社會學的研究。作為辨識理論真相、乃至作為理論重要來源的曆史社會學研究,在中國政治學界少有學者觸及,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論和虛幻的觀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為理論發源地的現實政治研究,剛剛開始的具有學科意識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很多學者運用的還是外生性概念,而沒有好的有深度的關于國别的比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習慣于把基于美國本國政治研究的理論比如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适性理論去強化,随波逐流地研究所謂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把制度變遷中的多種曲折一概視為民主轉型。結果中國剛剛開始的比較政治研究,幾乎變成了民主轉型學研究,運用的都是轉型範式——盡管這一範式已經被美國主流思想界宣布終結了。然而,在中國政治研究和國際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學者在學習借鑒過程中不忘本來,論證基于自己的曆史文化和現實實踐所産生的理論,取得了外國同行必須給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曆史社會學的空白狀态和比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問題,還有兩個現象特别值得關注。一是關于中國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國政治研究變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類“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學的公共管理學化。但中國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貢獻政治理論嗎?至少西方政治學的經驗并不會證明這一疑問。二是關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到理性選擇主義,都是為了論證既定的命題即自由主義民主;在中國,在曆史社會學缺位和比較政治學存在方向性的前提下,或者說在沒有共識性理論命題的前提下,熱衷于量化模型的學習者需要首先明白為了什麼而證明。

在國際比較意義上,中國社會科學遠比中國自然科學更落後。雖然在當下的中美貿易沖突中,比如美國對中興公司的懲罰,顯示了中國技術與西方技術的差距,但這種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别長的時間内追趕的。如果把中國以政治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與美國社會科學做一比較,其差距遠遠大于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美國科技的程度。對此,中國政治學界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為我們沒有曆史社會學,而比較政治學一開始就幾乎誤入歧途。

中國政治學理論如此貧困狀态,為什麼還會有“中國模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實踐智慧”。即幾千年積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撐整個制度體系的血脈,這再次證明,在治國理政意義上,實踐智慧比來自書本上的“技術知識”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實踐智慧,恰恰應該是曆史社會學着力之處。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以民主集中制為政體的中國政治制度,具有強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會被各種外生性理論輕易地迷惑和改變。論述這個制度的話語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雖然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系統和官方系統的話語,但中國政治學似乎更熱衷于新辭藻新概念,但一定要看到,是官方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衆路線”“統一戰線”“政治協商”“政治團結”等,而不是什麼競争性選舉、黨争民主等,恰恰是最适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理論。當然,這種理論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間,必須汲取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的學術研究成果,從而提升其理論論述能力和表達能力。中國政治學需要進一步提供解決中國現實需要的理論方案和實踐方案,主動地、自覺地回歸中國曆史,研讀領導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體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總而言之,我們在學科資源意義上需要找到建設一流政治學學科的根本問題和出路。作為知識增長點的曆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研究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還處于空白狀态,這種學科現狀決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論的流行;因為曆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的空白,不但使中國政治學失去了生産新知的能力,甚至喪失判斷理論好壞、真假的能力。中國廣大政治學人應确立起學術責任感、使命感,自覺去研究曆史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和研究世界政治。學術史告訴我們,學科路徑錯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後的收獲都難遂人願。


注釋:

[1]參見伊戈爾斯:《德國的曆史觀》,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2]楊光斌:《關于建設世界政治學科的初步思考》,《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輯。

[3]楊光斌:《重新解釋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曆史本體論、國家性假設、弱理論禀賦》,《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4]房甯:《重新認識什麼是基礎理論研究》,《環球時報》,201821日。

[5]楊光斌:《曆史社會學視野下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2期。

[6]房甯:《重新認識什麼是基礎理論研究》,《環球時報》,201821日。

[7]楊光斌:《制度變遷中的國家與制度》,第18224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8]楊光斌:《幾個流行的民主理論命題的證僞》,《北京日報》,20143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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