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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認知視角下的早期土耳其土地改革

作者:王 輝  責任編輯:于佳佳  信息來源:《中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19-07-03  浏覽次數: 277

【摘 要】在土耳其一黨執政時期(19231946年),土耳其統治精英通過了土地改革法,然而其進行土改的原因令人困惑,解釋充滿争議和矛盾。經過研究發現,有許多因素推動統治精英改變了對土地問題的認知,從而促使他們支持土地改革。這些因素包括:農民主義意識形态和對農村社會動蕩的恐懼包括害怕現代化、無産階級化和社會主義思想;希望在農村地區鞏固土耳其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态,并作為對新政權的支持。

【關鍵詞】土耳其;土地改革;統治精英;認知;意識形态


引言

國内外學術界對土耳其土地改革的研究文獻較多,其中可分為專著和學術論文兩大類。研究土耳其農業的專著有許多,其中以《奧斯曼帝國與現代土耳其史》(青海出版社,2006年)為大家熟悉,該專著在論述各個階段的經濟發展時,涉及農業發展,主要對坦齊馬特時期政府的土地改革論述較多,并論述了現代土耳其共和國的土地改革。該著作論隻是從宏觀上對農業發展進行論述,細節上描述不多。其次《奧斯曼帝國經濟和社會史,13001914》(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在“國家,土地和農民”一節中,論述了奧斯曼帝國的土地國有制度,國有土地之外的土地所有權主體、土地調查、奧斯曼帝國農村社會中的組織團體和西夫特-房屋系統等,該著作主要從土地制度角度,論述奧斯曼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國内對奧斯曼土耳其農業發展論述比較多的是:《土耳其通史》(上海科學社會院出版社,2014年),《奧斯曼帝國》(三秦出版社,2000年)和《晚期奧斯曼帝國研究(1792191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其中《土耳其通史》與《奧斯曼帝國》各自首先論述論了奧斯曼帝國時期的農業與農民,涉及土地稅的包稅制,其次論述了凱末爾時期的農業發展與土地改革的初步舉措,并論述了二戰後農業的進步與鄉村社會的變革。最後,論述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農村發展狀況。《晚期奧斯曼帝國研究(17921918)》主要論述了坦齊馬特時期的土地改革。

論述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論文也有許多。如《20世紀中葉中東國家的土地改革》[1]一文主要論述了土耳其、伊朗、叙利亞、伊拉克和埃及等國家的地權變遷,土地兼并,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後的鄉村社會。其次,《土耳其農業發展政策的沿革及其特點》[2]《土耳其土地關系的演變和農業生産的演變》[3]和《權力的局限:穆罕默德二世土地改革再探》[4]也是論述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農業與土地關系的佳作。

綜上所述,上述專著和論文主要論述了土耳其土地改革有關的制度、農業政策和農業經濟等,但并沒有從政治和意識形态角度分析早期的土地改革。所以本文從土耳其精英認知視角觀察土地改革,并分析影響統治精英對土改看法轉變的因素,最後解釋1945年土地改革法出台的原因。

1土耳其土地改革的曆史背景

在分析土耳其一黨執政時代土地改革背後的原因之前,我們必須回顧一下,1920年到1940年中期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背景概況。土耳其政治和知識精英分子對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興趣和關注相對較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後,土地問題一直是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精英和政府的主要關注點,就像前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諸國一樣,在土耳其共和國時期,情況恰恰相反。“在我們的國家,把事情的實際方面放在一邊,”巴坎(Barkan)和另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學家寫道,直到1943年,“土地改革隻能是理論上一個想法或問題,土地問題還沒有像衆多知識分子和學者提到的那樣,應占有重要的地位”。據巴坎說,土耳其精英和學者的态度可能會錯誤地引發一種意識,即認為土耳其根本不會出現土地問題。盡管他似乎誇張了一點,但是他确實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真實現象——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土耳其精英階層對土地問題不感興趣也不關注它,盡管土地問題對土耳其許多農民的生活至關重要。[5]142部分原因是因為凱末爾主義精英與土地所有者的密切關系,其他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數百萬人死亡,導緻人口大幅下降,土地相對豐富。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土地問題的曆史發展狀況,可以概括如下:20年代早期,政府向特定群體,特别是來自前奧斯曼土地的穆斯林移民分配了數量不多的土地。1929年來臨之際,總理伊努諾(6Ismet Inonü宣稱,他的政府打算将土地分配給農民,同時強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傷害高效合理生産的大地産主。1930年,政府通過頒布土地和定居法,試圖分配國有土地,但未成功。

1934年6月,土耳其政府通過了一項更完善的定居法,并為那些在國家東西部之間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了土地。這次土地分配的嘗試是為了解決庫爾德問題,削弱庫爾德部落領導人的政治權力,因為他們的權力來自對庫爾德農民的經濟支配。從此之後,政府土地改革計劃的範圍擴大到全國範圍。這項定居法是重要的,因為它是國家消除阻止其征用私人土地的障礙的第一步,在1936年的最後幾個月,政府更加關注類似的土地安排。

1936年11月,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宣稱:“每個土耳其農民家庭絕對有必要擁有足夠的土地去培育和謀生。國家的基礎和進步被建立在這項原則之上。”他還補充道,政府希望“鼓勵大農場合理經營,并提高農作物剩餘産量”。同年12月,伊努諾表示,該國的農業處于嚴重蕭條狀态,政府從1937年開始,“提供大量的現金為農業和農民造福”。在1937年春,大國民議會讨論的構成方式發生改變,土地問題慢慢成為讨論的中心話題。有人指出,為了使農民成為“社會的積極分子”,并使社會從他們的勞動中受益,他們必須從其他人耕作的土地中獲得救助,并獲得自己的土地。或許最重要的信号來自阿塔圖爾克于193711月的演講,他認為“應該給無地的農民分配土地,而且重要的是農戶耕作的土地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以被分割的”。這次演講似乎給土耳其土地問題的讨論增添了動力。[6]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對土地問題感興趣的精英消失了,戰争成為他們的關注點。戰争結束後,政府開始着手推進實施“土地分配法”和“建立農民宅基地法”,并删除了與農民宅基地相關的條款,因為政府面臨大國民議會激烈的反對,所以最終以“提供土地給農民法”(LPLF)的名義獲得大國民議會批準,這是一黨制政權曆史上第一次遭到議會相當多成員的反對。

雖然“建立農民宅基地”的相關條款被删除了,但重要的是對該條款的理解,因為它反映了1930年到1940年執政精英關于土地分配争論的動機。政府建立農民宅基地的目标是維護“農民家庭的獨立”,并确保“農民土地的不可分割性”,而且每戶家庭可獲得的土地面積的大小為350公頃。農田隻能由一個人擁有,而且這個人必須是農民家庭的戶主,并且隻許一個人繼承家庭的耕地。在25年之内,這些農田不能出售。繼承農田者對其他家庭成員必須進行金錢補償,但不能讓繼承農田者自身陷入收入困境。此外,分配給農民當宅基地的土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扣押或抵押,這是一項保護農民的預防措施。如果繼承者不耕種農田,國家将回收這些農田,并轉讓給其他家庭成員。最後嚴禁對農民宅基地采取分成制。

總而言之,首先,提及農民宅基地的潛在意圖是,确保家庭農田面積的不可分割;其次,阻止農田被抵押和扣押,進而保護他們的土地。這樣做是為了拆開與商業和市場關系密切的經濟部門。最後而且最重要的是,這項措施體現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目标是,維持農民家庭的“根”,因為農民隻能依靠他們自身的勞動和财産而生存。

删除的“向農民提供土地的法律”原則上通過了給無地和少地農民提供土地,給農民提供信貸和農具,對私人土地的面積設定上限和下限,并确保所有土地都持續耕作。該法明确規定:首先,不得重新分配私人土地,但是國有和其它有生産潛力的土地,例如:那些通過排幹湖泊和沼澤後重新開墾的土地,根據該法,如果沒有可分配的土地,私人土地也可以被挪用和重新分配。私人持有土地面積超過500公頃,就會被重新分配,但在土地稀缺的地區,這個上限可能會降至200公頃。然而也可以靈活地解釋法律,因為大地産主高效且合理的耕作,就可以免除挪用其土地。最後,法律中最有争議的部分是著名的第17條,即促使農業工人和佃農有權索取他們當前耕作的土地。在土耳其,佃農是普遍存在的,他們可以租種大量的私人土地。

該法引起了大國民議會強烈的政治抗議,如著名的部長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埃敏·薩紮克(Emin Sazak)和卡維特·奧拉爾(Cavit Oral),他們本身是大資本主義地産主,所以強烈地反對該法。曼德列斯(Menderes)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土耳其總理,并成為反對派的主要發言人。按照他的說法,土耳其沒有土地稀缺問題,因為潛在可耕種的土地面積比已耕種的土地高出三倍。他認為,真正的問題是農業與工業的貿易逆差。此外,根據曼德列斯的觀點,農民真正需要的是獲得必要的生産資料,增加信貸機會以及在農業中引入科學生産方式。

曼德列斯還對法律條款作出了妄言,如“農民宅基地”條款,簡單地抄襲自希特勒1933年的“限定繼承不動産法”。我們會在下文對曼德列斯的觀點進行解釋。

2土地改革的原因

2.1無地農民問題

土耳其一黨執政時代的土地改革嘗試的首要動機是遠比經濟更為重要的政治和意識形态因素。[7]雖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政權會優先考慮超越經濟的政治和意識形态,這并不意味着改革沒有受到經濟的影響。經濟文獻指出,改革目标,即通過向農民提供土地來提高農作物生産率,并增加他們對工業品的需求,從而推動土耳其的整體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有的學者認為土地改革可能阻止勞動力的流動并增加他們的自給自足性,而不是促進農業商業化。盡管這種解釋強調土地改革背後的經濟動機,但事實上在土耳其,經濟原因起着次要作用。其原因可能是當時的精英相信土地改革的經濟理性并不強烈,而且他們确實懷疑土改對解決土耳其農村經濟問題的有利性。[8]153因此,經濟因素既沒有成為土耳其土地改革的背後動機,也沒有對土改起多大作用。

在我們看來,促使土耳其政治精英頭腦中形成土地改革倡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精英們的認知。從30年代早期開始,無地和貧困人口呈現越來越增加的态勢。而許多學者和政界人士一直認為,無地和貧困人口的數量并不大。[9]96例如,上述曼德列斯認為土耳其土地并不稀少,并不會發生嚴重的無土地問題。

由于缺乏可靠的數據資料,所以我們很難确定該時期的農業結構問題。為了讨論土地改革背後的經濟動機,以及土改對農業結構的潛在影響,我們需要知道土地的分布、無地農民數量、家畜的分布等等。鑒于資料的缺乏,統治精英對農業和農民結構的認知變得尤為重要。在這個時期,制定政策的人并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來準确地解釋土耳其農村的客觀狀況,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想到土耳其鄉村的客觀狀況是指導其行動的關鍵。

對于30年代的大部分土耳其統治精英來說,無地和農村貧窮被認為是國家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内政部長卡亞(Kaya)于19346月發表的演講中,宣稱“國家今天有人口500萬耕種着他人的土地,所以國家首要的責任就是将土地分配給無地者,從而那時候著名的口号‘農民是國家的主人’變為現實”。三年後,在制定憲法修正案并使其成為分配土地的法律依據的過程中,重複了同樣的關注——1800萬土耳其人中有1500萬是農民。但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可耕種的土地。為了讓大多數土耳其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就必須促使他們成為掌握自身經濟命運的主人。所以,政府必須讓他們生活富裕,并成為社會的積極分子。1934年,伊斯梅爾·希斯雷夫·東金(Ismail Hiisrev Tukin)預測到,如果目前的局勢持續下去,在不久的将來,失地農民的數量将急劇增加。巴坎堅持認為土耳其沒有土地問題是一個錯覺。即使在1950年,全國的部分土地被重新分配後,37.9%的家庭占所有耕地面積的81.4%0.8%以上的700個德卡爾控制着所有肥沃土地的19.6%

盡管上述一切都表明土地是30年代土耳其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我們不知道這些發現所代表的真實狀況。我們知道不斷增長的大地産主,并不為無地問題負唯一責任。其他因素,如人口增長,巨大的國有和公共土地的存在,以及生産資本和農具的稀缺等都導緻了農村問題的産生。

明确了土耳其統治精英對土地問題的認知,我們還需要仔細分析他們關注失地的性質、失地與土地改革倡議的關系。失地被視為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最重要的是,失地農民是社會動蕩和動亂的潛在根源。曆史經驗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東歐和東南歐的許多國家,失地和貧困農民通過革命,從而獲得土地,巴爾幹國家并沒有強迫實施獨立于客觀條件并令人絕望的土地改革,而是樂意将已成事實合法化。正如巴坎(Barkan)指出的那樣,20世紀的大多數革命運動發生在反抗地主所有制的農業社會中。饑餓的農民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的作用,在許多土耳其精英頭腦中仍然記憶尤新。[10]21農民可能引發破壞性社會革命的認知,深深地紮根于土耳其統治精英的腦海之中。為此,他們重複明确了土改的必要性,以維護“社會的和平與穩定”。

2.2意識形态背景

雖然統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态背景,有利于我們理解土地改革及其相關問題。但是一方面,共和國早期沒有出現推動土地改革的農民運動。另一方面,傳統共和黨精英的意識形态背景及其對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承諾,也無助于我們深層次地了解統治精英對土地改革的态度。[11]22因此,我們需要考慮農民主義和共産主義意識形态在土地改革中的作用。

20世紀20年代起,農民主義就開始出現了。特别是1932年以後,農民主義出現在各地的書籍和期刊中。[12]雖然當時的精英分子既沒有把他們自身描述為農民主義者,也沒有形成許多農民主義者所具有的意識形态特點,更沒有關注農民主義者。然而,他們保守的頭腦和心态都受到農民主義的影響,而且農民主義也混雜在他們的思想之中。[13]88

農民主義有許多特征,最重要的特征是,對走向城市和城市化以及“城市文明”的敵視态度,而且城市化是造成當前所有“社會傳染病”的根本原因。[14]例如,大蕭條開始是一種純粹的城市現象,但全世界的農民實際上都支付了成本。城市體現了世界主義,階級鬥争,失業,經濟蕭條,工人罷工,各種不安全感,社會控制力減弱以及各種退化因素。據農民主義者說,“城市文明”依靠剝削農民而存在,所以城市和城市居民要為當時農村地區的社會、文化和經濟不發達狀況負責。

農民主義者還頑固地反對土耳其工人階級的出現。他們認為工人階級有社會動蕩和革命的内在傾向,并不願意接受新國家的民族主義,還會引起令人不安的“國際主義”。另一方面,農民指的是小業主和小生産者,他們被視為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毒劑,而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美國和蘇聯大型工業産生的。盡管農民主義者同意需要一個民族工業,但是他們想要一個有利于農民幸福的工業。有趣的是,他們贊成工業而反對工業化。這些知識分子設想國家應該控制工業的發展,工業應位于城市之外,保證工業不會造成農村人口脫節。同時,政府要阻止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保護傳統的權威關系不會被颠覆。[15]

最後,精英人物對城市化和工人階級的恐懼是農民主義意識形态的兩個焦點。将土地分給農民會阻止他們向城市遷移。農民主義者希望土耳其的城市不存在政治和社會動蕩,就像歐洲和美國的城市情況一樣。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給農民後,土地充當農民的“社會保險”,從而解決農民主義者擔憂的城市化問題。

統治精英對工人階級的恐懼是土地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高級共和人民黨領導人和農民主義者的擁護者把佃農制與無産階級化聯系起來。在他們的頭腦中,佃農制很可能會導緻失地農民的無家可歸,最後無産階級化。換句話說,他們對佃農制持批判态度,希望通過土地改革取消該制度。

統治精英的土地改革也是為了阻止共産主義意識形态在國内出現。土地改革導緻了中小業主的形成,他們的保守主義将是解決共産主義的“良藥”[16]454。這點與農民主義意識形态的特點相符。農民的保守主義是當前各種或潛在的社會苦難和災難的“社會保險”。農民将會成為一黨制保守主義社會的群衆基礎。[17]這種支持言論可以在許多共和人民黨領導人的演講和著作中找到。例如黨的秘書長雷傑普·佩克爾(Recep Peker)的作品。據一位前副部長兼曆史學家M.古羅魯說:“在大國民議會讨論中,佩克爾是最能夠準确理解土地改革真實背景的人。”在1945年關于土地分配的争論中,佩克爾表示:“如果農民沒有得到土地,那麼戰後共産主義意識形态的負面影響将可能惡化整個社會的肌膚,并破壞社會結構和國家統一。”

統治精英将預防土地改革與危險的意識形态聯系,并不令人驚訝。正如許多共和人民黨領導人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所倡導的那樣。雷沙特·阿克坦是一位研究與土地改革有問題關的院士,他支持一個觀點,即由獨立的農民社區組成一個社會将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而且這個社會可以抵制有害和危險的意識形态,土地改革是共産主義的最佳“藥方”。甚至在1980年的軍事政變後,精英分子還認同這樣的觀點。

總之,農民主義形态是統治精英土改的激勵,而預防共産主義意識形态是土改的目标。

2.3政府鞏固政權的嘗試

土地改革的另一個動機是,獲得農民對政治體制的支持。在土耳其,農民主義者認定農民不僅僅是人口的大多數,而且是土耳其民族最純粹和最好的典範。[18]雖然農民被譽為“國家的主人”,但是通常農民被公認為是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态漠不關心的階級[19]23出于這個原因,農民主義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複興”衆多農民的民族主義認同感,而且當時的政府也通過這種方法招募農民。這項任務不容易被完成,因為艾代米爾和其他人認為農民是“最後,也是最不願意接受革命性變革”的階級。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跟随者之一A.H.巴沙爾在全國巡回評估1930年的國家狀況時,指出“在農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革命根本沒有走進這裡”。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政府可能希望土改可以把中小農民的命運與凱末爾主義的命運聯系起來。開展土地改革也被看作是擴大政權統治基礎的嘗試。

土耳其政府30年代的土改,就是取得當地庫爾德農民對政權的支持,從而解決庫爾德問題。土地改革與庫爾德問題之間的關系,被當時最着名的期刊之一《卡德羅》(Kadro),有說服力地提出。[20]盡管《卡德羅》和統治精英之間總體上存在意見分歧,但後者認為《卡德羅》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公正的。

根據《卡德羅》和其他期刊的觀點,即它們認為庫爾德問題是“一黨制時代最難以解決的問題”,艾米代爾(Aydemir)認為這是一個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其根源在于該地區普遍存在的封建生産關系。占領封建地主的土地并分配土地給農民,會解決這些封建的生産關系,從而削弱庫爾德民族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基礎。[21]

1933年,東金(Ysmail H.Tukin)在《卡德羅》上撰寫了有影響力的農村問題的文章,明确表達了通過土地改革瓦解庫爾德土地所有者權力的必要性,進而最終解決庫爾德問題,其原文大意如下:為了維護國家統一,特别需要在東部地區結束封建主義,并給農民土地補償。特别是在講庫爾德語的土地上,其社會階層是反對政治潮流和非國民運動的源泉,非國民運動主要由土地所有者組成不僅包括農民,而且擁有大地産主。直接給農民提供土地意味着清除一個反動的社會階級,從而完全解決庫爾德問題。

雖然解決庫爾德問題仍是土地改革最關鍵的目标之一,但是這個話題并不值得曆史學家們充分的讨論。原因之一也許是與庫爾德人相關的問題一直是政治禁忌。另一個原因是土地改革的經濟原理吸引了學者的大部分注意力,而不是土改的社會和政治動機。

在一黨制時期,庫爾德問題無疑對土地改革上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事實上,無論何時土耳其政府打算圍繞“東部和東南部做些事情,于是土地改革問題走到了前台,1997年和1937年的土改關注點都一樣”[22]111-112。即使在1997年夏天,與庫爾德問題有關的土地改革的讨論出現在土耳其媒體上,而且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如時任總理比倫特·埃傑維特(Bülent Ecevit)認為這個“特别地區”,即土耳其東南部的問題可能會通過土改解決。

土改在多大程度是否會成為解決該地區問題的靈丹妙藥,有待公衆的觀察,但這個問題超出本文的研究範圍。我們的目标是揭開土地改革與庫爾德問題的關系,而庫爾德問題在當時統治精英的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

3結語

由于土耳其土地改革的倡議和實踐來自上層,主要存在于國家必需品的限制之内,并且未能完成其有限的目标,農民享受的好處有限。部分原因是因為土耳其沒有組織農民運動,農民無法獲得利益而積極投身于到農民運動之中。土耳其自上而下的情況與二戰後東歐巴爾幹地區,特别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南斯拉夫的經驗形成鮮明對比,那裡的“群衆起義”有他們自己的政黨領導,并對土地改革産生了壓力。與土耳其不同的是,這些國家的土地改革标志着它們的曆史出現了激進民主的轉折點,因為土地問題是群衆進入國家機構的工具。此外,在很大程度上,他們不可避免地與大地産主發生對抗,從而他們作為一個階級被除去了。盡管土耳其分配了一些國有土地,但是1945年的土地改革沒有驅除落後的農地關系和減輕不平等,所以沒有像上述國家那樣産生過重大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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