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專題研究 > 婦女研究

性别觀念、家庭地位與農村女性外出務工

作者:王春凱  責任編輯:網絡部  信息來源:《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04期  發布時間:2019-07-03  浏覽次數: 418

 利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實證研究了性别觀念對農村已婚女性外出務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進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果發現:具有現代性别意識觀念的女性顯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務工的概率這中間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認同觀念同時女性家庭地位的調節作用明顯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進一步強化了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效應。在解決内生性問題和進行穩健性檢驗後結果依然顯著。對受教育程度和區域的差異性分析中發現農村中低學曆女性群體和中西部女性群體性别觀念對其外出務工的作用存在顯著的影響而在高學曆群體和東部地區并不顯著。研究嘗試為理解我國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現象提供一個解釋視角倡導通過性别平等來釋放女性在家庭社會經濟中的性别紅利。

關鍵詞農村女性性别觀念家庭地位性别紅利


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性别差異

農村女性外出務工對于家庭積累與發展經濟增長有着深遠的意義。改革開放之初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女性勞動力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打工妹”群體撐起了城市工業化發展的“半邊天”以及之後大量的農村女性勞動力外出務工就業。2016年國際勞工組織數據庫顯示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63%高于德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農村女性外出務工不僅有利于家庭經濟積累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有利于促進性别平等以及子女健康教育的投資在經濟發展中形成了性别紅利[1]。

性别紅利之所以成為可能在于女性勞動力資源并沒有像男性一樣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去即使是在城鄉工資差距的巨大經濟吸引下農村勞動力流動首先和主要吸引的是家庭中的男性勞動力而非全部勞動力[2]很多女性勞動力仍然沒有發生流動夫妻分工式的半工半耕模式依然比較明顯。傳統勞動力流動理論假定男女具有同樣的價值判斷标準和行為方式而後研究勞動力流動的性别差異才開始逐漸形成框架[3]。受家庭分工傳統文化約束就業市場門檻以及城鄉制度分割等條件的限制女性的時間分配往往集中在家務勞動和農業生産之上特别是農村已婚女性尤為明顯。主要表現在傳統觀念作用下結婚特别是成為父母等角色轉換的節點事件通過家庭責任分工的中介作用而顯著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概率[4]在婚後女性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大大減少而家務勞動和照料家人的時間則大大增加[5]。而女性外出工作并未改變其“男主外女主内”的傳統思維定式[6]夫妻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傳統模式依然存在[7]。研究發現2016年農村遷移勞動力中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明顯女性較男性低21.9個百分點[8]。

相比于男性女性勞動力流動往往受到家庭的約束。在傳統規範中“男主外女主内”的觀念依然非常流行在家照顧老人看孩子處理家務勞動等成為女性的天職女性被牢牢的束縛在家務勞動中得不到流動而男性則可以外出務工。即使女性有外出流動的意識由于其家庭地位不高往往受到家中長輩和丈夫的反對使其外出務工的念頭被打消。有學者研究了女性通過外出務工返鄉後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促進了性别意識的轉變[9]但是女性外出務工的前提是女性可以自由決策女性外出務工本身與其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密切相關。隻有在女性性别觀念更加趨近于現代性别意識以及女性在家庭中可以自由決策時女性外出務工的機會才可能增加從而促使女性自身素質的提高和家庭積累的良性循環。

相對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在兩個方面有所貢獻。第一關于女性外出流動的研究多為經濟制度層面的研究或者受訪者個體性别學曆技能等方面的研究卻較少的關注女性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對其流動的影響。區别于以往研究隻是将女性作為一個控制變量進入模型本文将具體研究女性性别觀念以及家庭地位對其外出務工的影響。第二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以往的研究往往缺少實證分析對女性流動的影響也沒有有效地處理内生性問題本文利用傾向值匹配法和穩健性回歸解決内生性問題從而提高估計效果。

外出務工的影響因素及其機理分析

(一)農村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及其性别差異

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學者們對影響外出務工的因素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些因素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個人和家庭特征等微觀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勞動力的年齡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是否黨員等個體特征以及家庭勞動力總數家庭人口結構家庭禀賦等家庭特征。受教育程度對農村勞動力外出有影響擁有初中學曆的勞動力比擁有小學學曆的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可能更大而高中受教育程度者在外出決策中傾向于留守農村[10]。勞動力自身健康狀況越好則其參與非農就業概率越高同時家庭成員不健康的比例越高則家庭其他勞動力參與非農就業的可能性越低[11]。與此同時家庭總勞動力數量越多則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且土地面積越多的家庭外出務工的勞動時間越少[12]家庭人力資本越豐富成員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越大[13]家庭經濟資本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有顯著的負影響[14]。

第二類是經濟制度技術等外在的宏觀變量。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政策的改變和發達地區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以及欠發達地區外流勞動力預期收益的改變是我國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原因[15]。技術革新與使用釋放了家庭勞動力如當家用器具出現技術革新時由于家務勞動的減少而增加了勞動力的市場型供給[16]。進一步而言現代農業技術進步提高了農業生産率從而促進了二元經濟中農業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現代産業的有效轉移[17]。

進一步的研究則表明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存在顯著的性别差異不同學者對此也進行了解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中的性别差異主要從婚姻父權制家庭勞動照顧老人孩子等角度進行了研究。紀月清認為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更不傾向于外出務工而未婚女性的外出務工傾向稍高于未婚男性[18]。李強研究發現家務勞動提高了婦女的保留工資水平從而婦女參工率下降學齡前兒童對婦女就業有顯著的負向影響[19]。同時農村女性勞動力的收入與就業時間的決定比男性更多地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農村女性的家庭依附性對其勞動參與率産生了顯著影響其丈夫的文化程度遷移狀況家庭收入子女受教育水平等直接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20]。周春芳認為傳統的家庭分工使得農村已婚女性更多地承擔了在家中撫養孩子和贍養老人等家庭責任從而導緻非農參與的時間和機會減少[21]。更進一步的研究表明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僵化的社會性别分工[22]以及父權文化積澱形成的性别意識[23]是造成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滞後以及形成“留守婦女”的深層文化原因。本文認為家庭勞動以及照顧幼老隻是影響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外在表現根本的原因在于由于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的不同而發生的性别分工。受傳統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束縛的影響農村家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使得生育哺育子女照顧老人以及持家的任務直接由女性來承擔對女性外出就業行為産生了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得她們外出流動的機會明顯低于男性勞動力。

(二)性别觀念家庭地位對農村已婚女性外出務工的機理分析

女性就業與性别角色觀念密切相關傳統性别觀念更有可能使得女性回歸家庭[24]。性别觀念又稱性别角色觀念是對男女應當遵從怎麼樣的社會規範社會角色分工性别關系模式及行為模式等的态度與看法[25]。性别觀念是社會制度安排和社會經濟文化長期積澱的結果從而形成對個體性别角色意識的塑造。性别觀念的轉變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由于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及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伴随着農村地域和信息封閉價值規範趨同且社會聚合力較強[26]使得農村性别觀念往往更為傳統[27]農村個體在較長的時間内可能更加受傳統性别觀念的影響。一些研究也發現中國近20年的性别觀念出現回歸傳統的現象[28]。持有傳統的性别觀念的人認為兩性之間存在着固有的性别差異和社會分工男性應以事業為主而女性應以家庭為主在家庭決策中女性應從屬于男性[29]而現代性别意識強調男女平等主張男女享有同等的權利和地位提倡男女相互尊重共同進步和協調發展[30]。傳統的性别觀念直接影響着夫妻間的家務勞動分工日常家務和照顧老幼往往被認為是女人的工作這種信念成為性别身份的象征。妻子對性别角色的态度比丈夫更傳統作為妻子和母親角色的一部分她們可能已經接受了這些責任[31]認為留守家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從而自覺地将這種社會性别觀念内化心安理得地處于次要地位而不所知[32]。無論農村婦女是外出務工還是從勞動力市場退出而回歸家庭都是為了滿足家庭的需要由于社會性别觀念中女性具有照顧家庭的責任婦女婚後去留之間所考慮的都是維持家庭的穩定和家庭利益。從而女性在社會規範和性别角色分工的約束下更加可能回歸家庭[33]導緻女性在家庭分工中傾向于留守而不是外出務工。因此女性具有傳統性别觀念則傾向于回歸家庭從而減少了外出務工的機會。

同時傳統的父權制文化是造成夫妻間不同的家庭權力和地位的關鍵因素[34]。受女性家庭地位的影響女性生活自由選擇權受到限制[35]。在非農轉移是一種比較稀缺的資源時家庭面臨着勞動力分工的選擇此時往往通過父權制下顯性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隐形的性别意識來使得男性掌握家庭中的主動權而女性在非農轉移與流動中滞後于男性[36]。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征是未婚男女外出務工基本上屬于個人自主性遷移而一旦結婚成家女性流動行為往往取決于家庭決策。男外女内男主女輔的性别分工立刻鮮明起來男性外出務工受到家庭的支持而女性外出務工卻受到約束[37]。家庭地位是女性外出務工的條件性因素女性性别意識的現代化也容易因家庭地位較低而受到制約從而使女性被迫留守家中。因此女性家庭地位會對性别意識産生調節作用當女性家庭地位較高的時候性别觀念對女性外出務工的決策權将發揮更大的作用。

性别觀念與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統計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是目前國内包含全國性婦女地位和性别觀念的較為全面和可靠的數據。調查采用了按照地區發展水平分層的三階段不等概率(pps)抽樣方法選取樣本共得到樣本29086個涉及女性性别觀念社會地位家庭特征就業狀态等變量。本文采用主問卷樣本因為分析女性性别觀念以及家庭地位對其外出務工非農就業的影響因而采用已婚農業戶口樣本1并将勞動力年齡限定在16~55歲之間得到樣本共計9747個其中已婚男性4607個已婚女性5140個。其中已婚女性中有外出務工經曆的875個占樣本總量17.02%受訪者平均年齡為39.96歲受教育程度多數處于初中水平占樣本總量的43.33%。

(二)變量設置

1.因變量

對于外出務工的測量采用問卷中“您有戶口所在地縣市以外城鎮連續務工經商6個月以上的經曆嗎?”的問題設置回答選項分别為“從未外出”“目前正在外地”以及“曾外出已回鄉”。構建虛拟變量衡量農村居民的外出務工情況其中設置“無外出務工經曆”為虛拟變量0有外出務工經曆設置為虛拟變量1其包含“目前正在外地”和“曾外出已回鄉”這兩種外出務工狀況。


1 2010年我國農村外出務工狀況



從表1可以看出未婚男性和未婚女性有外出務工經曆差的樣本數量不多分别為27.05%和26.85%。但比較已婚女性和已婚男性已婚男性有外出務工經曆的有19.43%而已婚女性有外出務工經曆隻有17.02%。同時已婚女性與未婚女性的樣本比較中可以發現未婚女性中有26.85%有外出務工經曆而已婚女性中隻有17.02%有外出務工經曆已婚女性的外出務工比重低于未婚女性9.83%。這兩組數據一方面說明了農村女性的流動比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說明了婚姻對于女性外出務工影響較大結婚減少了女性的外出務工機會主要在于女性一旦結婚更容易受到“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觀念的約束更多地承擔家庭勞動等從而減少了外出務工的機會[37]。

2.核心變量

關于性别觀念的測量一般采用女性關于性别角色的回答進行測量[38]例如卿石松采用“男人以事業為重女人以家庭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強”“幹得好不如嫁得好”等問題進行測量[39]。婦女社會地位調查設計了多項問題本文認為其中四項最能體現出女性性别觀念與勞動分工的關系。問題分别為觀念一“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觀念二“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2”觀念三“掙錢養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和觀念四“丈夫的發展比妻子的發展更重要”。其中觀念一主要反映了對男女能力差異的認同觀念二和觀念三是關于性别角色的定位觀念四是針對就業機會選擇中是否男性優先。問卷對上述每個問題提供了5個選項:非常同意比較同意說不清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對于觀念二觀念三和觀念四的上述各項依次賦予評分1分2分3分4分5分觀念一相反依次賦予5分4分3分2分1分。同樣4個指标加總為一個性别觀念的綜合指标綜合指标得分越低表示受訪者女性傳統性别觀念越強綜合指标得分越高表示受訪者女性現代性别觀念越強。



2 2010年我國農村性别觀念意識狀況



從表2中性别觀念的結果看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對“女人的能力不比男人差”大多數皆持肯定的觀點數據顯示82.26%的男性和82.33%的女性表示同意。在另外兩個觀念上男女略有差異。認為“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表示同意的男性占68.80%表示同意的女性占64.92%男性比女性高3.88%可以看出大多數女性仍然認為應該以家庭為主。另一方面63%的女性同意“掙錢養家主要是男人的事”而表示同意的男性有66.33%可見在掙錢養家的意向上女性也傾向于認為男性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由此可見現代男性大多數尊重女性承認女性的能力但是在女性參與社會競争和照顧家庭的選擇上男性更加希望以“女主内男主外”的方式來進行性别分工而女性自身也傾向于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

3.控制變量

農村女性外出務工不僅性别觀念相關還與受訪者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及區域有關。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越高則其非農就業能力越強從而女性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越大[40]。随着年齡的增加女性面臨的勞動力市場門檻越高自身健康狀況下降以及适應工作要求的能力越差傾向于退出勞動力市場而回歸家庭[41]。同時是否黨員意味着在農村的政治資源擁有程度黨員可能更加傾向于留守農村[42]。當家中擁有的土地較多時往往會出現男性外出務工而女性留守家中務農從而出現農業女性化現象[43]。丈夫的收入水平越高則越有可能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而丈夫與妻子之間家庭收入占比差距的擴大降低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44]。因此本文選擇受訪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齡是否為黨員等個體特征以及擁有土地資源配偶經濟能力等家庭特征變量和區域特征來作為控制變量具體指标含義見下表3所示。


3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性别觀念影響女性外出務工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由于因變量是二值虛拟變量本文采用的計量模型為基于個人層面的probit模型假設個人是否外出務工由以下方程決定:


其中下角标i和j表示居住在j區域中的個人i。被解釋變量work是一個人是否外出務工就業狀态的啞變量該變量根據受訪者是否具有外出務工就業經曆來定義從未外出定義為0正在或者曾外出務工就業定義為1。conce為女性性别觀念具體含義按上述對其計算方式所得。person表示受訪者的個體特征變量包括受訪者的年齡受教育水平黨員身份family為家庭特征變量包括是否有土地以及配偶經濟能力Regi為區域控制變量。

(二)性别觀念對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影響

4由三個回歸模型給出了回歸結果的平均邊際效應3邊際效應的含義是指解釋變量每變化一單位時對應被解釋變量變化的概率值。模型的因變量均為是否外出務工且皆控制區域固定效應。首先不加任何控制變量以女性性别觀念作為自變量的模型1結果顯示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在1%的水平上呈顯著的正影響性别觀念的現代化越強則女性外出的概率越大。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個體特征變量———黨員身份年齡和受教育水平如模型2的結果顯示加入控制變量後女性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減小但仍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模型3在模型2的基礎上又增加了配偶經濟能力和土地的家庭特征變量從而模型3完整的回歸模型顯示全部變量的導入使得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稍微減弱但是仍然呈顯著的正影響即當女性性别觀念提高1單位時女性外出務工的概率增加0.4%。以上實證結果表明當前我國農村已婚女性性别觀念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有力地促進了其外出務工的概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觀念依然束縛着女性對于外出務工決策的行為選擇。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國成立之後伴随着政府推動婦女解放運動“婦女能頂半邊天”等口号大大提高了女性觀念的改變[45]随着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市場就業機會的增加大量的女性走出家庭參與到勞動力市場中去。但是性别平等意識的滲透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并沒有改變社會整體中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别觀念傳統的性别觀念依然對女性在家庭社會中起着顯著的作用[46]。因此當女性自身傾向于傳統的性别觀念時加上家庭社會對于傳統觀念的累加效應往往使得女性更加傾向于留守家中照顧家庭而非外出務工。同時即使女性外出務工由于傳統家庭中的父權制度的基礎依然比較深厚使得外出務工的家庭在做出回遷的決策時女性一般也是流動家庭中回遷的人群首選者承擔起照料農村家庭的責任[47]。而擁有現代性别觀念的女性往往自主性較強更加傾向于對自我價值實現的追求同時傾向于通過參與勞動力市場來證明自己的獨立能力成為家庭經濟支撐中的一員而非僅僅是依賴于男性因而更加傾向于外出務工進入勞動力市場。

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當女性的年齡增長一歲時其外出務工的概率下降0.5%即女性的年齡越大則外出務工的可能性越小。這主要是由于女性年齡越大則逐漸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地位而被迫退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在于女性年齡越大可能受到家庭的影響也越大從而更加可能返鄉。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則女性外出務工就業的概率提高0.4%。人力資本的提高使得女性在非農勞動市場上更加具有優勢從而女性更加傾向于外出務工而非留守家中。黨員身份對女性外出務工并沒有起到顯著的影響猜想可能由于擁有黨員身份增強了女性在農村的社會資本從而使得女性更加傾向于在家務農這也與以往的研究相符合以往研究發現黨員身份有利于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回流[48]。配偶經濟能力對女性外出務工存在正向影響其原因是配偶經濟能力強激發了女性外出務工的動力同時可能由于配偶經濟能力的增強而增加了家庭化随遷的可能性[49]。土地資源的擁有對女性呈顯著的負影響在于女性擁有土地後更加傾向于留守在家中種地從而減少了外出務工的可能性。


4女性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

:(1)括号中為标準誤(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下表同此。

(三)内生性處理與穩健性檢驗

1.性别觀念影響女性外出務工的内生性處理

由于樣本可能存在一定的選擇性同時可能由于外出務工的人已回流農村而存在因雙向因果而導緻的内生性問題。在問卷設置上由于訪員進行性别觀念評價時還要對其回答進行評分因而可能存在由于訪員對不同性别觀念的偏好而不自覺地提高或降低對受訪者性别觀念的評分從而産生偏誤。基于此本文采用傾向值匹配法進行内生性處理PSM能有效解決選擇偏誤和内生性問題同時運用反事實分析框架将傾向值相近的實驗組和處理組相匹配得到平均處理效應ATT。

對年齡黨員身份受教育程度配偶經濟能力土地和受訪者地區特征進行匹配後5結果顯示性别觀念的結果顯著且呈正相關與上文結果一緻。因此解決了選擇性偏誤和内生性問題之後本文的結果依然顯著。


5 性别觀念對女性外出務工影響的傾向值分析



2.性别觀念影響女性外出務工的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用線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進行回歸。同時更換因變量的測量指标和性别觀念分類回歸綜合考察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1)本文使用線性概率模型和Logit模型來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回歸估計結果(見表6)顯示無論是線性概率模型估計還是logit模型估計性别觀念的回歸系數皆顯著為正進一步驗證了上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2)更換因變量測量指标。本文進一步使用更換因變量測量方法來檢驗模型的穩健性。由于上文對外出務工的測量将“正在外出和曾外出已回鄉”皆認為女性外出務工在此僅将“正在外出”的已婚女性作為因變量測量指标“曾外出已回鄉”的樣本進行删除檢驗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同時因為“曾外出已回鄉”的女性可能在外出務工後性别意識更加趨向于現代化從而導緻回歸結果偏誤剔除“曾外出已回鄉”樣本有助于解決因雙向因果關系而導緻的内生性問題。回歸結果表明(見表7)女性性别意識對外出務工呈顯著的正相關同上文回歸結果相比沒發生較大變化模型回歸結果依然穩健。回歸結果也說明在解決了雙向因果關系所導緻的内生性之後模型結果依然穩健表明女性性别意識确實顯著地促進了農村已婚女性外出務工。

(3)性别觀念分類别單獨回歸

上文中個體的性别觀念為綜合指标本文将性别觀念中的四個類别:觀念一觀念二觀念三和觀念四分别做回歸從而考察具體性别觀念對女性外出務工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結果表明除觀念一外觀念二觀念三觀念四皆與外出務工呈正相關。觀念一與外出務工關系變為負相關但并不顯著。其中觀念二“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性應該以家庭為主”和觀念三“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皆在1%的水平的顯著正相關。說明對女性外出務工造成影響的主要是觀念二和觀念三為代表的性别角色定位同時說明了以觀念一為代表的性别認同與觀念四的為代表的就業機會男性優先并沒有對女性外出務工産生顯著的影響。因此造成農村女性外出務工決策的性别觀念主要是女性對自身的性别角色認同。這也與續繼等研究結果相同其研究發現家庭中“丈夫收入應多于妻子”的性别認同扭曲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表現為女性退出勞動力市場或者從事低于自己潛在收入的工作甚至為彌補性别認同違背造成的損失而額外增加家庭勞動時間[46]。“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以及“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情”的性别角色認同之所以對農村已婚女性起到了顯著的作用在于其往往面臨着家庭與工作中的選擇決策認為家庭更重要且男人才是家庭經濟的頂梁柱因此女性傾向于回歸家庭做家務照顧孩子老人以及從事農業生産從而為丈夫在外掙錢養家提供穩定的家庭環境農村女性的自我認知中認為做好自己在家庭中的事情就是對于整個家庭發展最大的貢獻。


6 穩健性檢驗之一:變化計量方法



7 穩健性檢驗之二:更換因變量測量指标



8 穩健性檢驗之三:性别觀念分類别單獨回歸



(四)性别觀念影響女性外出務工決策的異質性分析

1.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異質性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随着義務教育教育的不斷完善我國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雖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擴張影響了農村女性的就業選擇但是對于女性而言進入到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市場還是留守家中照顧孩子及務農依然是個體選擇的一個結果。即使女性受教育程度帶來了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但是其就業選擇依然受其個體觀念的影響。同時配偶經濟能力對外出務工的影響體現了女性就業選擇對家庭具有依賴性不同受教育程度中的女性群體對家庭的依賴程度存在差異性。因此本文在此對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樣本進行比較考察農村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外出務工受其性别觀念和配偶經濟能力影響的異質性從而更加深刻理解在不同群體中性别觀念及配偶經濟能力所發揮的作用。

由表9中A組可知性别觀念對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影響隻在高中及以下學曆呈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在大專及以上學曆的女性個體的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系數較大但在統計上并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低學曆群體的女性更加可能受到性别觀念的影響而決定高學曆群體外出務工的主要原因不是性别觀念。


9 受教育程度和區域的異質性分析



進一步而言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以下的女性個體的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性别觀念越具有現代性其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同時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女性群體中配偶的經濟能力越強女性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這主要與女性的人力資本水平有關由于女性人力資本水平較低其單獨外出機會受勞動力市場的限制因而隻有在配偶經濟能力越強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城市中安置好家屬從而帶來了家庭成員的随遷。當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時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不再顯著同時配偶經濟能力對外出務工的影響也不再顯著且影響效果也大為減小。這也說明了高學曆的女性群體中女性性别觀念更加獨立以及對家庭和配偶的依賴不再顯著随着學曆的不斷增高人們性别觀念逐漸趨向現代型觀念以及由于自身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使得女性外出務工更加傾向于自主決策而非受性别觀念和配偶經濟能力的影響。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接受教育對于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和獨立自主能力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影響。從長遠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弱化了性别觀念和家庭特征對女性外出務工決策的影響從而女性更加傾向于獨立自主地進行就業選擇。

2.不同區域的異質性分析

不同區域之間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因而可能存在異質性特征。特别是性别觀念與經濟水平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經濟越發達則越性别意識越傾向于現代化而經濟落後地區則更加可能傾向于傳統性别觀念。按照區域分組的結果如表9中B組所示。性别觀念顯著增加了中西部已婚女性的外出務工可能性而對東部沒有顯著的影響。這說明了在中西部地區性别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變對于外出務工的影響很大但是在東部地區可能由于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家庭中性别觀念的意識對性别分工影響不再顯著從而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不再起主要的影響。

家庭地位對女性性别觀念的調節效應

本文理論分析認為性别觀念家庭地位對外出務工會産生影響且家庭地位的高低是女性外出務工的條件性因素隻有在女性家庭地位較高的時候女性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女性家庭地位是一種客觀存在制約着女性在家庭中的決策。而女性性别觀念是一種主觀選擇直接影響女性的就業選擇偏好。女性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選擇偏好受到女性家庭地位的制約隻有在女性家庭地位較高時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才能更加顯著因為可能存在女性現代性别觀念較強但囿于家庭地位的客觀制約使得即使女性外出務工的意願較強也無法選擇外出務工。因而在此實證分析家庭地位對性别觀念的調節作用4。本文根據家庭綜合決策權加分彙總5将家庭地位分為家庭地位低組類和家庭地位高組類來考量調節效應。

從回歸結果(見表10)來看不論是在家庭地位低組類還是在家庭地位高組類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都呈現出顯著性的影響。對比兩個組性别觀念的回歸系數和回歸方程的R2可以發現回歸系數和R2皆發生了顯著性的改變家庭地位高組類中性别觀念的系數以及拟合優度更大因而證明了家庭地位對性别觀念的調節效應顯著。在家庭地位低組類性别觀念每提高1個單位已婚女性外出務工的概率會提高0.2%而家庭地位高組類性别觀念每提高1個單位已婚女性外出務工概率上升1.4%。可見家庭地位高組類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作用效果更大。這表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作用效應從而使女性的外出務工概率大大增加。女性家庭地位對性别意識與外出務工的調節效應之所以明顯在于當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時其擁有的家庭決策權越大[51]從而較少受到家庭規範的約束。傳統的父權制文化是造成夫妻間家庭權力和地位的關鍵因素[34]。由于傳統的“父權制”的約束與男性相比女性往往會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而使得女性的勞動時間分配在工作和家庭之間發生沖突[52]。同時長期以來的社會規範和制度風俗形成的話語權對女性在家庭社會中形成了無形的制約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勤于家務”等被認為是理所當然[53]。如此當女性的家庭地位較低時即使女性的現代性别觀念較強以及外出務工的意願強烈但是由于客觀家庭地位和權力的制約導緻其外出的可能性降低其現代性别觀念和客觀地位的不符合降低了外出務工的概率。當女性家庭地位越高性别觀念越傾向于現代性别觀念時女性在家庭中的客觀地位和主觀意願相符合時外出務工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同時家庭地位對性别觀念作用于外出務工的調節效應顯著也從側面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家庭地位在促進女性外出務工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及性别觀念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帶來了農村女性勞動力不斷向外流動為家庭積累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本文的理論和實證對農村女性外出務工的勞動參與提供了一個解釋視角。



10女性地位對性别觀念的調節效應



:(1)括号中為标準誤(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3)控制變量和區域特征皆同上表4。

結論與讨論

本文利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實證研究了農村女性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對外出就業的影響。通過梳理論證女性性别觀念家庭地位對其外出務工的影響機制并通過傾向值匹配來消除選擇性偏差而導緻的内生性問題實證研究了家庭地位對性别觀念與外出務工的調節效應并進一步考慮了女性外出務工在不同受教育水平以及不同區域的異質性特征研究發現:

第一女性性别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變顯著地提高了女性外出務工的概率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和“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情”為代表的女性性别角色認同觀念。第二女性地位對性别觀念與外出務工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随着女性由傳統向現代性别觀念轉化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進一步強化了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促進作用。從而側面也說明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性别意識的轉變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促進了其外出務工的可能性。第三性别觀念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體和不同區域存在明顯的異質性。在中低教育水平的農村已婚女性和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已婚女性中性别意識對外出務工有顯著的正影響而在高等教育群體和東部地區群體則并不顯著。這說明了在中低教育女性群體和中西部地區女性群體中其外出務工的機會受到了性别觀念的約束随着性别觀念由傳統向現代轉變促進了其外出務工概率的增加。

本文的研究在于嘗試對女性外出務工的機制在性别觀念和家庭地位層面進行解讀即随着傳統父權夫權制度的消解和女性思想的解放以及農村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漸上升女性自主決策權更加明顯伴随着打工熱潮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女性逐漸走出家庭而融入社會為經濟社會建設以及家庭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研究并不在于主張通過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性别觀念來促進其加入到勞動力市場之中無論女性是“走出家庭”還是“回歸家庭”都應該避免工具化研究的傾向并非因為有了性别紅利或者說因為女性的勞動參與為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才去提倡女性地位提高和社會性别平等而是觀察到了社會性别平等過程中産生了女性在家庭經濟社會中具有性别紅利這一現象。因此應更加關注通過性别平等來釋放性别紅利減少家庭社會經濟中的性别歧視構建更加協調的性别關系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良好發展才能全面實現現代化建設。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第三期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對女性家庭地位的衡量隻是針對已婚女性進行設置因為本文沒有考慮農村未婚女性外出務工的影響。其次本文認為女性外出務工同時受到女性主觀就業方向的選擇(性别觀念)和家庭環境客觀的制約(家庭地位)的影響在影響外出務工時主要考慮了女性家庭地位對性别觀念的調節作用對于兩者具體是如何相互作用來影響女性的就業選擇的仍待後續研究中加以進一步的論證。


參考文獻

[1]蔣萊.性别紅利的現實困境與未來走向[J].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82-89.

[2]譚深.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性别差異[J].社會學研究1997(1):44-49.

[3]楊雲彥.人口遷移與勞動力流動的女性主義分析框架[J].中南财經大學學報.2001(6):12-17.

[4]卿石松.性别角色觀念家庭責任與勞動參與模式研究[J].社會科學2017(11):91-100.

[5]許琪.時間都去哪兒了?——從生命曆程的角度看中國男女時間利用方式的差異[J].婦女研究論叢2018(4):20-33.

[6]王玮玲.基于性别的家庭内部分工研究[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153-143.

[7]劉娜BRUINAD.家庭收入變化夫妻間時間利用與性别平等[J].世界經濟2015(11):117-143.

[8]都陽賈朋.勞動供給與經濟增長[J].勞動經濟研究2018(6):3-21.

[9]楊凡曾巧玲.人口流動對農村已婚婦女性别觀念的影響研究[J].南方人口.2016(5):35-45.

[10]王子成趙忠.農民工遷移模式的動态選擇:外出回流還是再遷移[J].管理世界.2013(1):78-88.

[11]孫頂強馮紫曦.健康對我國農村家庭非農就業的影響:效率效應與配置效應——以江蘇省灌南縣和新沂市為例[J].

農業經濟問題.2015(8):28-35.

[12]黃祖輝楊進彭超.中國農戶家庭的勞動供給演變:人口土地和工資[J].中國人口科學.2012(6):12-22.

[13]楊雲彥石智雷.家庭禀賦對農民外出務工行為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08(5):66-72.

[14]石智雷楊雲彥.家庭禀賦家庭決策與農村遷移勞動力回流[J].社會學研究.2012(3):157-181.

[15]樊士德.中國勞動力流動社會經濟政策演化脈絡與效應研究[J].人口學刊.2013(5):71-80.

[16]丁守海蔣家亮.家庭勞動供給的影響因素研究:文獻綜述視角[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2(12):42-51.

[17]肖琳子肖衛.二元經濟中農業技術進步勞動力流動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1992-2012年省級面闆數據的實證分析[J].

上海經濟研究.2014(6):23-33.

[18]紀月清劉迎霞鐘甫甯.家庭難以搬遷下的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J].農業技術經濟.2010(11):4-12.

[19]李強.“雙重遷移”女性的就業決策和工資收入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農民工的調查[J].中國人口科學.2012(5):104-110.

[20]石智雷楊雲彥.家庭依附人力資本與女性青年的勞動參與-來自湖北省的數據[J].青年研究2009(5):16-25.

[21]周春芳.兒童看護老人照料與農村已婚女性非農就業[J].農業技術經濟2013(11):94-102.

[22]劉岚董曉媛陳功.照料父母對我國農村已婚婦女勞動時間分配的影響[J].世界經濟文彙2010(5):1-15.

[23]金一虹.流動的父權:流動農民家庭的變遷[J].中國社會科學2010(4):151-165.

[24]吳小英.主婦化的興衰——來自個體化視角的闡釋[J].南京社會科學2014(2):62-68.

[25]WILLIAMSJEDLBEST.Measuringsexstereotypes:Amultinationstudy[M].LosAngeles:SagePubnInc1990.

[26]徐安琪葉文振.中國婚姻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35.

[27]風笑天肖潔.中國女性性别角色意識的城鄉差異研究[J].人文雜志2014(11):107-116.

[28]楊菊華李紅娟朱格.近20年中國人性别觀念的變動趨勢與特點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14(6):28-36.

[29]劉愛玉佟新付偉.雙薪家庭的家務性别分工:經濟依賴性别觀念或情感表達[J].社會2015(2):109-136.

[30]曾維芳.家務勞動分工與青年女性性别意識[J].青年研究2016(3):87-93.

[31]BARTLEYSJBLANTONPWGILLIARDL.Husbandsandwivesindual-earnermarriages:decision-makinggenderroleattitudes

divisionofhouseholdlaborandequity[J].Marriage&FamilyReview2005(4):69-94.

[32]孫瓊如.社會性别與流動女性職業地位獲得[J].學術研究2015(10):55-63.

[33]ZHANGN.RuralwomenmigrantreturneesincontemporaryChina[J].JournalofPeasantStudies2013(1):171-188.

[34]郭秋菊靳小怡.農民工的母親對子女重大決策的影響研究[J].社會2016(5):222-241.

[35]李實.農村婦女的就業與收入——基于山西若幹樣本村的實證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1(3):56-69.

[36]李芬慈勤英.農村女性非農轉移和流動的父權制因素探究[J].中華女子學院學報2002(4):44-47.

[37]蘇群劉華.農村女性勞動力流動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3(4):39-43.

[38]孫永強劉雅欣王強.性别觀念傳統化回歸對家庭地位滿意度的影響[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138-148.

[39]卿石松.中國性别收入差距的社會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觀念的經驗分析[J].社會學研究2019(1):106-130.

[40]曾旭晖鄭莉.教育如何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基于年齡與世代效應的分析[J].人口與經濟2016(5):35-46.

[41]韓洪雲梁海兵鄭潔.農村已婚女性就業轉移意願與能力:一個經驗檢驗[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9-16.

[42]程名望史清華.個人特征家庭特征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一個基于Probit模型的實證分析[J].經濟評論2010(4):49-55.

[43]關愛萍董凡.農業女性化女性農業化及對貧困的影響分析——基于甘肅省14個貧困村的農戶調查數據[J].人口與發展2018(2):55-64.

[44]何靖怡谌新民.丈夫收入對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的影響研究——來自CGSS的數據[J].勞動經濟評論2018(41):40-55.

[45]YEBZHAOY.Womenholduphalfthesky?Genderidentityandthewife’slabormarketperformanceinChina[J].ChinaEconomicReview2018(47):116-141.

[46]續繼黃娅娜.性别認同與家庭中的婚姻及勞動表現[J].經濟研究2018(4):136-150.

[47]盛亦男.中國的家庭化遷居模式[J].人口研究2014(5):41-54.

[48]劉迎君.禀賦特質農民工回流創業與地域分層意願[J].貴州社會科學2017(3):133-140.

[49]吳帆.中國流動人口家庭的遷移序列及其政策涵義[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103-110.

[50]韋豔楊大為.婚姻支付對農村夫妻權力的影響:全國百村調查的發現[J].人口學刊2015(5):32-41.

[51]徐安琪.夫妻權力和婦女家庭地位的評價指标:反思與檢讨[J].社會學研究2005(4):134-152.

[52]肖潔.家務勞動對性别收入差距的影響——基于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的分析[J].婦女研究論叢2017(6):74-86.

[53]吳小英.市場化背景下性别話語的轉型[J].中國社會科學2009(2):163-176.


 

1後面将分析家庭地位對外出務工的調節效應由于未婚女性并沒有夫妻間家庭決策變量故主要研究已婚女性未婚樣本在回歸分析中不再體現。

2問卷中問題設置為“男人應該以社會為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其中“社會”與“家庭”相對應“男人以社會為主”意味着男人在日常中更加注重事業社交參政等社會活動。

3本文probit模型回歸皆彙報為邊際效應虛拟變量的邊際效應是與參照組相對比的外出務工概率變化對于連續變量邊際效應在均值處計算。

4考慮到篇幅有限在此略去匹配過程僅展示傾向值分析的結果。

5此處回歸對家庭地位變量和性别意識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已更加準确考慮其調節效應。

6本文根據韋豔楊大為[50]等關于家庭地位的測量采用問卷中經濟貢獻和重大事務決策權來衡量“誰對家庭的經濟貢獻更大”“購買大件商品以誰的意見為主”“從事什麼生産/經營以誰的意見為主”以及“孩子升學/擇校以誰的意見為主”為衡量指标對得分進行賦值加總得到家庭地位綜合指數得分越高代表在家庭中地位越高。由于篇幅有限不再詳細介紹。

    http://m.juhua534688.cn|http://wap.juhua534688.cn|http://www.juhua534688.cn||http://juhua53468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