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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疍家女性的空間、身體與權力

作者:劉 莉  責任編輯:王晨輝  信息來源:《開放時代雜志》2019年第1期  發布時間:2019-07-03  浏覽次數: 789

 【摘 要】人類學家将家庭與外界完全區分開的現象,稱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間區隔,會推動性别階層化,因為公共活動比家務更能帶來社會威望。通常,與公共領域相聯系的男性因此具有某種權威,更貼近于家庭的女性往往居于從屬地位。與陸地家庭的性别關系和分工不同,海上疍民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同處于多重空間合一的家船上,男性沒有公共領域賦予的特殊地位,女性的家庭勞作因為空間權利的特殊性而同時具有私人和公共屬性。女性在場的水上世界的性别分層顯示,當家這樣的私人空間與公共領域重合,二者的分離度減到最小時,會最大限度地擁有相對平等的兩性模式。海上疍家女性在身體規訓、勞動分工、市場行為、收入支配等方面非但沒有從屬于男性,反而成為積極的有策略的行動者。這種産生于特殊的海洋舟居時代的兩性模式,随着水上人逐步上岸,依然延續在變遷的生活中。然而,當阈限階段過去,家與社會空間分離,疍家女性的社會生活也必然有新的變化。

【關鍵詞】疍家女;空間;身體;權力


在傳統中國叙事中,女性的角色和面孔多是模糊隐蔽的、内在的、無關主旨的。因其被認為天經地義屬于“家”這樣的私人空間,女性往往處于道德和經濟上的劣勢。社會分工缺陷限制了女性從事的工種,與女性有關的工作等多是為了證明女性的從屬地位,與此相對的是男性在謀求職業、規則、儀式等方面指向社會控制方面的更高位置。無論是薩克斯(Karen Sacks)認為的女性被認為天然地與家關聯,使其勞動不具備社會性,從而導緻兩性不平等,還是如羅薩爾多(Michelle Z. Rosaldo)和奧特納(Sherry Ortner)的觀點,男性與女性等同于公衆與家庭、文化與自然這樣的性别象征結構,前者優于後者,所以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性别不平等已成為文化上相當普遍的現象。然而,“性别建構”背後的文化紛繁複雜,也使得男性化和女性化形象并非完全一緻。關于諸多文化模式下的性别相同和不同,人類學家通過民族志數據,來探查與性别差異相關的主題和模式。中國多元的生态和社會背景造就族群文化的多樣性,所蘊含的兩性關系亦存在相似和差異,在提供性别研究的中國話語和經驗時,自然會有其内部的多種可能。

在讨論性别研究的中國經驗時,漢人社會常常是主要的關注對象,但是屬于漢人社會組成部分的南中國海的水上人,即疍民,因其海洋族群的邊緣性和流動性,較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作為所有陸地居民的他者,流動于南中國海的海岸、港灣,依托海洋生存的疍民,在空間、性别、勞動分工等方面,與陸地居民的傳統規則和格局迥然不同。在海洋特殊的地理生态背景下,生活在海上的女性很少受到禁锢。她們在群體中處于突出的地位,關于海上疍民社會生活的圖片影像,女性往往成為叙述主體。海洋實踐無意識地給予疍家女性證明自身完整性的機會,她們獨樹一幟的自我呈現暗含的正是女性長期被忽略的價值。本文從空間與身體、勞動分工和評估、市場及信息的掌控、神聖空間的主導地位,以及家庭情感依賴等多方面來叙述疍家女性的形象,從而為性别研究呈現一個新的視角和可供探讨的案例。

文章是基于海南島東南沿海疍民聚居區南灣的田野調查。南灣位于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是海南島為數不多的熱帶瀉湖。因其潮汐、水深等皆适合漁船停泊和避風,明清以來,此地逐漸成為海南島疍民的主要聚居地,至今約有上萬疍民聚集于此,主要以捕魚和養殖為業。雖然受到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上岸定居活動,以及随時間推移的水陸互動加深等因素的影響,水上人的社會生活有一部分轉移到岸上,此外漁業獲利、财富積累,沿海地價上漲,水上人也開始重視岸上居所的修建,但是他們日常生活生産的重點依然在船上、魚排上,南灣疍民依然延續傳統的生計方式和船居、水居的居住模式。

一、:多重空間的女性塑造

(一) 空間與身體

傳統中國多将家庭視為女性的主場,在勞動分工上女性與男性有明顯界限,家宅作為私人空間通常與女性緊密聯系而被認為具有女性氣質,男性往往代表具有交際功能和向外延伸意象的更大的公共空間。如布迪厄所說的“對男人而言,房子與其說是一個他進入的地方,不如說是一個他要走出去的地方”。男性的離心趨向和女性的向心趨向之間的對立是住宅内部空間的組織原則。應對外部世界,步入公共生活獲取某些重要地位和身份成為男性的目标和理想的方向,女性被更多賦予的是服務丈夫、回歸家庭的形象。除了必備的生活技能,對女性身體的規訓更是成為實踐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内容,特定的行為舉止往往被作為女性美德的要求。甚至男女有别的意識形态對女性在家中的活動空間都有各種限制,不言而喻的指向是防止兩性身體接觸的可能,“由圍牆和門窗所強化的男女身體分隔同樣也是一種禮儀表達,也就是将自我放置于一個恰當的不受真實、有形的圍牆和門窗約束的場域中所展示的性别得體”。對外在身體的規訓會自然内化為不同性别的自我認知和行動要求。

疍民的特殊性在于,将“家”這樣具有内部收縮性亦具有外在延伸性的空間的多種可能,壓縮在一個狹小之地,因海陸地理空間的隔絕而自我封閉。它因為無法延展,隻能在内部多重疊加,功能上的重合将男女都聚攏在方寸之間。當空間聚攏,生活生産附着于一個微縮世界,兩性空間區隔被打破,以一個有限的空間為試驗場,兩性關系會怎樣呈現?傳統家庭中處于弱勢的女性是更加退縮,還是發展出一個有别于其他場域中的女性的自我?

疍民從沿海衆多依賴海洋的群體中劃分出來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他們浮生江海、以舟為室。由于沒有土地,曆史上的疍民長期不能上岸居住,生活生産全在海上,船和艇是疍民的生産工具也是栖身世界的唯一憑借,承載其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早期疍民的連家船有大中小之分,普通人家的連家船,有三代同堂的擴大式家庭居住的船,長約45米,寬約2米,更有隻供一對夫婦和未成年子女居住的小型連家船,長僅3米,寬約1米。捕魚工具及淡水、木材、粗鹽等生産生活用品都要占據一定地方,船上可供人活動的空間十分有限。當男性與女性以一種無可選擇的方式長期在一個狹小空間裡生活、勞動,家船就成為各種功能雜糅為一體的空間,原本可以視為女性氣質的“家”的領域,也可以視為男性的“生産勞動”領域,從功能上是多重功能疊加的空間,從性别上成為男女交融的空間。空間有限且無法向外延展,長相厮守于海上的疍家男女,在特殊的生态和物質背景下通過長期實踐和磨合,造就的可持續的家庭模式,在身體規訓、兩性關系、勞動合作、女性地位等方面與傳統中國家庭有很大差異。

不同于傳統陸地家庭的男女有别和相應的繁文缛節,船上生活勞動的疍民日常隻能“船尾挪到船腳”,為保持平衡蹲坐多而少走路,習慣席地而坐,用餐時全家男女老少圍坐一圈,男女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在緊張的捕魚生産中,或者遭遇風暴天氣要操控船隻回港避風,男女需齊心協力相互配合,摩肩接踵和身體接觸都是常态。一位疍家老人講述:“過去船小,父母睡邊上,孩子睡中間,孩子多,母親要半夜醒來數腳丫,怕孩子半夜落水”。他提及年輕時住在朋友家的船上,男女都擠在船艙,“因為沒有地方”。為了配合狹小且多為動态的船上的勞動生活,疍家人在身體姿态上也因空間和情景而變,傳統文化中對女性坐相姿态以及與男性刻意保持距離等要求就不可能實現。自然,與陸地女性的各種束縛不同,疍家女性很少有與身體相關的禁忌和約束。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她們從不裹足,且習慣于赤腳。根據道格拉斯的看法,身體是感知的對象和表達的媒介。何為合适的行為,呈現在身體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相對于陸地,大海危險而不确定,海上人的第一要務是求得安全和維持生計,特殊環境的勞作要求男女老幼配合,遇見極端天氣,更加以人船平安為重要,那些強加在女性身體的各種要求自然不可能存在。

就身體而言,姿态的呈現是直接的、外向的,或者矜持的、内斂的,蘊含的是兩種與他人,與時間和世界的關系,代表兩種價值系統。身體姿态的表達和行為方式與心理狀态相關。疍家女性在逐步參與陸地活動,開始适應陸地生活時,蘊藏于身體的慣性依然延續。無論是大型活動或者小型聚會,當男女在同一場域中時,女性在空間中的姿态都是外向的、積極的。尤其是冬季不能出海的日子或者休漁期,他們經常聚集街邊露天餐館,有時即興發起男女對歌活動,疍家女人會跳上闆凳椅子,利用各種道具施展才藝,完全無視路邊駐足者的目光,使出全力要使男歌手們敗下陣去。女性的身體與情緒配合當下情景,其忘我境界在于長期處于少禁忌而多變通的環境。在空間狹小的船上,男女常常坐在一起撿魚、織網、吃飯,為了久坐的身體舒服與勞動方便,肢體形态因而少規矩束縛,這在她們眼中習以為常,不會被當作“失禮”。傳統文化中通常認為的女性在男性面前的理想形象和性别得體,對她們而言是沒有意識到的。

也正如莫斯(Marcel Mauss)所指出的身體技術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服務于一定的目的,功能和目标。事實就是,在疍民的家船中,兩性關系不是服從于男女有别的文化,而是服從于海上生産生存的勞動和空間規訓,要随時變通以适應狹小空間的生活與勞動,以及捕魚生産或者極端天氣下行船等特殊情景中的男女配合。以特定環境下的生存為目的,以狹小空間中生産生活的方便為基本,以勞動的配合和完成為原則,她們自然形成了有别于陸居女性的身體語彙,要求不同情境下的自如應對,無矜持與約束。當隔離于船隻的女性和男性有同樣的空間局限,兩性也就享有共同的發展機會,相比于有性别區隔的社會和群體,疍家女性擁有更多發掘自身潛力的機會和可能性。如陳序經的研究所言,“照一般而言,家庭是富有嚴格的私有性質,與普通社會不同,在疍民中沒有這種差别,他們的家既是交通工具也是娛樂借宿的地方,疍民家中女性不但不像舊式的陸地家庭的女性,見到男性要走避,反而要招待來客”。因此,“疍民之家庭就是社會,而他們的社會,幾乎就是家庭了,因之,疍民之家庭生活,可說就是社會生活了”,即男性沒有特有的公共空間,也就沒有了空間象征的特殊權利。地理上的固着性使公共空間私有化或者私人空間公有化,其結果是女性與男性平等擁有共有的公私空間,即可視為最小型的社會與最富有價值和功能的家,當她們置身于這一特殊的空間和場景中,女性自身長期被掩蓋的天賦本性就被凸顯出來。

(二)勞動塑造女性

對于成年女性來說,社會職業的參與和得到相應的經濟回報是實現自我價值和獨立平等的重要途徑。疍家女性的勞動分為兩部分:生産勞動和家務勞動。

在沒有機器動力的時代,漁業生産勞動十分繁重,船和勞力是一個疍民家庭的最大财産,決定一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和在家族、群體中的聲望。而技術性勞動的特點是需要手把手學徒式傳授,要長時間的親身實踐。在尚無雇工習慣的年代,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力。因為生活、勞動都在船上,男性作為主要勞力的捕魚生産沒有将女性排除在外,女性置于同樣的場景中,耳濡目染掌握捕魚的每一個細小環節。疍家男女老幼在不同的年齡段都自然而然地納入這一勞動鍊條中,共同促成家庭生産的持續發展。家庭成員需各盡其職參與勞動,比如,年長者負責補網,年幼者可以撿魚。撿魚這樣的看似簡單的勞動,也需要自小學習,增加其辨識能力。女孩在四五歲時,開始學習撿魚、遊繩,逐漸承擔更大份額的勞動。同舟共濟的長期實踐使得她們嫁到夫家時已經是料理家船和捕魚的好手,之後和多數的疍家人一樣,與丈夫開起“夫妻船”出海。她除了要擔負傳統女性照顧日常生活的事務,也懂得完整的捕魚程序。一些成年女性除了參與捕魚的重要環節,比如拉網搖橹、掌舵,她們甚至可以上桅杆和潛海撈海菜。

“她們不會做水上的活”,這是過去水陸不通婚,至今婚配選擇也會多加考量的一項重要原因,這也使疍家女在婚姻中有了讨價還價的資本。一位疍家男子因一隻眼睛有疾,不得已娶了陸地山區的女子。疍家女能操持船上的生活,協助丈夫捕魚,并且有頂替丈夫做船長的本領。譬如在海南南灣,一位疍家阿婆,早年丈夫兒子不幸于海難中遇難後,她自己帶領兒媳掌舵出海。海上捕魚的複雜性在于它不僅僅是開船下網抓魚這樣的事項,早期技術設備有限,出海要懂得海洋天文地理,要會根據水流、風向追逐魚群,看山頭日影來辨識方向。海上天氣複雜多變,随時有遭遇風暴遇險的可能,有時捕不到魚還有船毀人亡的危險。海上捕魚所代表的勇氣智慧、技藝才能等,考驗一個人的體力、腦力極限的發揮,這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海上實踐才能習得。以船為家決定了女性随時在場,極端情境給男人也給女人提供機會,以顯示他們不為外人和自己所覺察的潛力。同樣的生态生存背景下,從事漁業的男性完成自我的開發鍛造,女性也同樣養成了面對逆境時的冷靜,塑造了臨危不懼的品行,以及增強了各種環境下的技術和體能。空間制約因素限制了平面外延的機會,但促成了個體深層能力的發掘,這樣産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盡管在實際的漁業生産中,那些最艱苦的勞動份額由男性承擔,但男性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女性能力的展現也往往讓男性贊歎,因為他們最清楚其中的價值和分量。

(三)家務勞動:被評估與回報的勞動價值

家庭的維系包含着生計勞動和日常生活的運作。撫育子女、打理船隻等在一般的家庭中往往是女性分内的事情,也是慣常被忽略的“隐形勞動”。而單純的家務往往不能體現女性的辛勞和它所應該具有的價值,得不到應有的評估和認可,這也是女性遭遇不平等對待的一個重要因素。被子女撫育和家務所困住的女性往往從自我到他人的認知中都暗示自身價值的不斷貶值。即便認為對家庭有貢獻,也不能得到公正對待。這種情況從傳統家庭到現代家庭中都沒有根本改觀。

除了力所能及的漁業勞動生産,和其他家庭中的女性一樣,疍家女性操持煮飯、清潔和子女撫育的勞動。所不同的是,煮飯、清潔這樣的“家務”,是被納入到疍民整個的家庭勞動中的,是整個勞動的一部分,不僅得到家庭成員言語和态度上的認可,也在經濟上得到合理評估并給予回報。疍家子女到了一定年齡,即便未成年成家,隻要獨立負責一項家船上的事務,就能領取相應的工資。船上的工種根據難易辛勞程度評估,家庭成員按其承擔的工種得到相應的報酬,這樣每個人都能各盡其責并得到激勵。煮飯清掃和其他勞動一樣也作為一個工種給予報酬。女性往往擔此責任,當她可以獨立準備餐食,負責家船的衛生時,哪怕隻有十五六歲,她也因這份勞動付出領取報酬(過去是年底分紅,現在是每月領取工資),這筆收入完全由自己支配,家長不會幹涉。家務勞動的性别分工與傳統家庭比較确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主要由女性承擔這份工作,但是這些勞動并不是一定被建構為“女性的工作”,被認為是“女人分内的事情”而遭到貶低。譬如如果出于某種原因,疍家隻有男性出海,煮飯、清潔的事務也由男性承擔,他自然領取相應的工資,除非他還承擔相對份額的其他捕魚勞動工作。最主要的意涵在于,人們不會因為你在船上負責這些勞動而有貶低的評價,在疍民的語彙中沒有“家務”一詞,而是作為完整的家庭生計一部分的煮飯、清潔勞動,核心的内容與價值在于根據各自擅長的事情來合理分工與協作勞動。從空間和功能上,我們覺得疍民的船或艇是重疊模糊的,但其内部的人員勞動卻有十分清晰的分割,這種内部明确區分的各元素的有機結合協作,是疍民家庭運作的強勁動力。

勞動價值的經濟回報依賴的是勞動的強度和技術含量,疍民家庭的基本原則是以經濟回報鼓勵各盡其能的勤勞工作,盡可能的平等地對待每個家庭勞動成員的付出。作為家庭成員的女性的一個困境,即她們投入的聯合性的經濟活動,以及照顧家庭、撫育子女這樣的瑣碎勞動,往往淹沒于整個家庭的經濟活動尤其是男性的經濟活動中難以區分,這必然導緻她們的經濟角色模糊而被忽略。疍民的家庭将整個生活生産勞動細分為若幹工種,以此給予經濟回報。每個個體的勞動和貢獻都清楚地凸顯出來。我所訪談的一位船主,她的女兒在家中魚排上幫忙喂魚,根據女兒勞動任務,每月為其發放工資。随着物價上漲,人工費也水漲船高,女孩讨價還價,她每月為其漲工資五百元。一位剛剛從陸地嫁到海上疍家漁船的農村姑娘,十分欣喜于自己煮飯、清理船隻也有一份工資。盡管疍家人的餐食時間與陸地完全不同,比如清早九、十點才吃早餐,半夜捕魚間隙要吃夜宵,最初令她很不習慣,但她在陸地農村承擔了多年的無酬家務勞動,現在成為一個有固定收入的人,也認識到自己承擔的勞動的價值和意義,很快就能适應船上的時間規律,擔當起自己的責任了。

部分疍民近些年造了大船,船上人手不夠,開始雇外面的工人。一艘大船的标配若為20個水手,通常需要3位女性來負責相應的煮飯、打理船隻等工作。船上參與勞動的所有人根據工種領取相匹配的分紅,如果是船主的妻子或女兒負責給工人煮飯等,也是按這個設定的工種領取工資。在我調查期間,一艘疍家船因為發動機損壞,停泊在岸邊等待修理。在等待購買零件的空檔,七八個男性雇工圍坐在岸邊空地上補網,船艙裡,船主17歲的女兒,正在給工人煮甜粥。正午時分,海上十分炎熱,女孩費力地研磨花生、紅糖、糯米等。他們都在補網,我也不好休息。她雖然是船主的女兒,但是她作為領取一份報酬的勞動者從整個漁業收入中分紅,所以很自律地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認為其他人勞動時自己休息是對其他人不公平。此時,女性是跳出了家庭賦予的母親、妻子、女兒這樣的身份,成為合作勞動中的勞動者。我們會發現,身份和勞動都從私人性質而化為具有公共屬性,家的範圍内的女性勞動具有了社會性而體現出勞動價值。它呈現的是多重疊加空間的内部張力,适時轉變和抽離讓狹小混沌的家船内部的關系清晰合理,這是世代舟居的曆史過程中的實踐結果,促使以船為單位的漁業家庭的生計與生活的良性發展。另外,漁業勞動是重體力勞動,在捕魚的間隙,人們常常要加餐以補充體力,陸地人常常評價海上疍民“穿不在意,在意吃,抓魚辛苦,講究體能跟不跟得上。”漁民的飲食十分重要,負責餐食的人的勞動自然變得十分重要,并不是被忽略和看不見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呈現,除了按照船上總收入得到屬于自己勞動的份額,更為重要的是女性的勞動包含于整個漁業生産,具有正式性和專業性,是不可忽略的部分,這種通常被認為私有化的勞動走向公共平台,強化了女性的技術和貢獻,而沒有給女性貼上隻能生兒育女的标簽。當沉浸于漫長而艱苦的生活,在狹小的空間成為生死共同體,共同在場的疍家男女的付出都在家庭成員的視野之中一目了然,并各自通過實踐以移情的方式明了彼此勞動的強度和價值,以及隻有作為内行的他們才能評估的意義和内涵,女性也在這過程中彰顯出她們在這一共同體中的重要價值與地位。

二、集市:女性主導的空間延伸

漁業的本質是它必須與“交換”相聯系,捕魚為主業的疍民雖浮生江海但不能離開陸地生活,他們不能自給自足,生産生活用品需依賴陸地供給。因此,疍民所停泊的港灣附近常常有村莊集市,以便完成交換。從考古發掘的貝丘、沙丘遺址和現有的漁業港灣的地理位置的考察也發現,早期的漁業聚落和現今的疍民聚居地有共同的特征,即他們與農業種植園組成了一個多種産業圈。雖然至今南灣疍民依然認為“陸地是陸上人的,大海是疍家人的”,疍民與停泊地或者船籍所在地的聯結并非根深蒂固,根據海上生産情況流動遊走是他們生活的常态,但依托陸地村莊集市是選擇停泊地的必要條件。早期避風停靠的港灣隻完成簡單的以物易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漁港與農業村莊之間往往形成不同規模的市鎮,以滿足物品的流動和水漲船高的生活需求。

從簡單墟市到繁榮集鎮,市場的主角是女性。疍家女性從幼年開始,便常常向陸地居民和下山的少數民族兜售貝殼和鹹魚幹等,成年女性則負責賣魚,“蜑人隸州者……以魚趁墟換谷……婦人髻垂後,或插簪包金,戴平頭藤笠負販”,或者在海邊沙灘定點交換地以魚和魚露等海産換取蔬菜糧食和其他山地土特産。同樣,附近山上的黎族也有“婦女負販”的習俗,多由女性肩挑山貨下山到海邊交換,這樣山海之間的物品流動主要由山上和海上的女性完成。疍家女性完成了漁業中重要的交換環節,盡管上岸時間有限,但“抛頭露面”讓她們比埋頭船上工作的男性更了解外界的情況。這種實踐讓她們積累了與陸上人打交道的經驗,也及時掌握了市場行情,早期肩挑漁獲的交換者,就成了今天繁榮的碼頭市場的主人。

勞動生産形式的變化使女性的參與更加深入,碼頭魚市成為現今疍家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場地。清早五六點,小鎮一隅的新碼頭就擠滿戴平頭笠的疍家女。買魚料、賣魚料、做漁獲中間商,她們有各自的身份和行當。碼頭上常看到年紀較大的疍家女人,盡管不曾讀書識字,但是她們都有很強的算數能力,人手捏一張硬紙片、一支筆守着漁筐計數算賬。她們掌握着每天各類魚和魚料的價格,知道以什麼價格出手或者買回。女性參與活躍的市場買賣,她們對于市場變化或者新鮮事物的接納往往比她們忙碌于漁船、網具的丈夫更加容易。老碼頭的蔬菜雜貨市場,是疍家女人的另一個活躍場所。下午女人們會上岸購買肉類、蔬菜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當家庭将生活生産和市場空間開放給女性,她們實際上掌握了兩個市場的行情和家庭的日常運作。家中大小事務的操辦,讓今天的疍家女性掌握了除魚市、菜市場之外的更多空間。久而久之,市場涉及的事情多順水推舟地交于女性來負責。一位疍家青年認為:“我們疍家是重女輕男,裡裡外外,女的權利大,家中要辦重要的事情,兒女婚事呀,買東西,都得女人決定。”顯然,男性的精力集中于漁船、漁具、漁業生産,女性所面對的事物分散但涵蓋了變動不居的日常生活的所有面向,當海上的生活越來越受到陸地事物的影響,女性對于家庭的主導地位就越發明顯。女性掌握足夠的信息,從而擁有男性沒有足夠理由否決的決定權,信息不對稱使得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對信息進行操控,這也成為今天疍家女性的地位和權利的來源。

對于家庭的主導權還體現在收入支配上。關于漁業生産的造船、漁具的購置等,男性起主導作用,除此之外的漁獲買賣、魚飼料購買、出海補給和每日生活有關的小宗采購,以及婚喪嫁娶節慶祭拜的大宗采購完全由女性負責。這些市場行為都需要現金交易,女性也就掌握着大量的流動資金,并擁有支配權。正如安德森(Eugene N. Anderson)在關于香港疍民的研究中指出的:婦女參與捕魚活動,對于船上事情和資金分配等都有比較大的決策權;事實上,比之于陸地上的人,船上世界是最不家長制的。陸地的女性往往要避開男性,尤其是大商人。現今的疍家女性參與的事項已經遠超出漁業生産之外,不僅僅要與陸地的商人交易,她們自身也已經是海陸貿易的重要媒介。

疍家男女在獨自承擔一份工作時就獲得完全由個人支配的收入,這種勞動及回報延續到整個人生。完全個人支配的勞動和私人财産對于男性是同樣的,但是女性的經濟權利和支配家庭收入的自由度更具有意義。我在田野中認識的疍家姐妹海玉在碼頭幫親戚家賣漁獲,每天有現金流進流出。我常常與她在她娘家見面,因她父親生病,她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來幫襯娘家,無論是有計劃還是臨時決定,她對自己的勞動所得具有完全支配的權利。毋庸置疑,随着疍民逐步上岸,女性可被接受的經濟角色和範圍在盡可能擴展,女性在政治經濟學及經濟交換體系中的作用愈發凸顯。同時,無論是在思想意識還是在實踐方面,疍家女性都掌握着自己的勞動、勞動産品和收入。

三、神聖空間:節慶與儀式

海南島沿海地區民間信仰與當地人群的生計方式、居住模式,以及移民群體的來源有關。雖然都是靠海生存,但不同的漁業群體依賴海洋的程度和方式不同,造就了多元的海洋生計方式,他們的海神崇拜、民間信仰也就各有其獨特性。除了圍繞“魚”“船”相關的事情,疍民家庭日常頭等大事是“上香”。當地陸地居民每逢初一、十五給祖先牌位上香,與陸地居民有所區别,海上的疍家人每日早晚上香。家庭上香以及在婚喪嫁娶、媽祖誕辰等群體性的活動中,處于儀式核心區域和重要位置的都是女性。

家庭生産生活的主場在船上還是魚排上,決定了供奉媽祖等神仙和祖先牌位的神龛設在什麼地方。如果一個疍家家庭的大部分時間在船上,祭拜的神龛往往置于家船駕駛艙的右側,在勞動生活的空檔兼顧一日兩次上香。上香所需時間簡短,儀式簡單,但日複一日需持之以恒。這種日常儀式本身沒有性别年齡的規定,隻需是家庭成員。漁業生産中最辛苦的部分由男性承擔,日常的奉香就成為女性的專屬責任,因為她們往往能夠有時間保證。然而,奉香又并不因為不是負重的勞作而被輕視,恰恰因為一日兩次日複一日一般人難以堅持而體現了這一連續性行為的另一種難度,需要相當的責任心。比如,當我訪談一位83歲的疍家阿婆時,時間恰好到下午6點,她戛然而止,要去拜公,立刻起身回旁邊自己的屋子去上香。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對于從事漁業的人來說,家神和海神的保佑起着至關重要的心理慰藉作用,上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擔此任務的女性也被賦予了神聖的價值。

在海灣入海口右側坡地的三江廟裡供奉的即為疍民信仰的海神媽祖,本地人稱為“三江婆婆”。看廟人十多個,主要為上年紀的疍家女性,她們分兩組輪班主持日常拜廟的各種儀式。當地人認為媽祖是女神,與其溝通的事情,女性去做才能靈驗。每年農曆正月十三是疍家人的重要節日,除了傳統的花車遊行,這個慶典的核心圍繞廟裡的“三江娘娘”展開,三江娘娘和廟裡供奉的其他大小神仙共15尊,要坐轎出廟遊街。人們都要在自家門口擺上水果、香燭,等待神明路過。這些神像乘坐的轎子由硬木制成,體量大而結實。在迎神出遊儀式上,擡轎子的都為疍家女性,男性隻是尾随其後。每隻轎子由4名中年疍家女性擡起,從她們行走的腳步和實實壓在肩上的轎杠可以看出,放了實木神像的轎子十分沉重,從體能上講,男性更适合承擔此任務,但是當地人認為女性才能擔當這份神聖職責。最新的消息是,考慮到擡轎子遊神四個多小時對于疍家女性十分辛苦,他們已經随機應變發明了帶着四個輪子的轎子,由疍家女性推着遊街,男性在外圍負責敲鑼打鼓、放鞭炮等事宜。儀式日程和慶典中女性的角色更加強化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權力,因為在靠做海生存的沿海市鎮,除了依賴技藝和經驗謀求生計,人們更習慣于将出海作業、生老病死,甚至日常的感冒、磕碰之類的事情歸于運氣,而運氣的好壞由神靈掌握。具有神性的女性往往具有與神靈溝通、滿足人們各種祈求的能力。

民間信仰與生産勞動緊密聯系,并且産生于人們的生産生活實踐中,尤其是依賴海洋生存的群體,将危險、不确定性和焦慮等困擾寄托于神明,這是媽祖在沿海傳播的内在動力。對海上疍民來說,海洋的危險和威脅始終存在,人們将命運依賴于神明,認為有神秘力量左右其生産生活,甚至包括日常微小的事情。當女性在參與經濟生産的過程中和出席家庭活動的重要場合中,起着重要作用時,将日常瑣事與出海大事都寄托于神明的疍家,自然視女性為這些儀式活動中的重要人物,而這又反過來強化了女性超脫于經濟地位的神聖地位,使她在經濟、家庭等領域更加具有話語權。

四、女性的關懷道德和情感價值

女性氣質會成為某種優勢,女性的關懷道德以及對關系的強調,對于家庭有正面影響和積極的意義,卡羅爾·吉列根對于女性關懷價值的論述,是從女性視角的叙述和關注女性聲音開始,她認為“女性的道德和男性的具有差異:男性的道德觀更多地取決于正義感。女性的道德觀更充滿人情味、強調關系,以關懷為中心。” 在傳統家庭中被忽略的女性對于之營造的情感價值,習而不察的女性關懷價值,在疍民特殊的境遇中恰是被強調和認識的。處于流動移居狀态的疍民家庭,女性特有的愛的撫慰價值對于家庭成員意義重大。面對海洋生計的風險,在家庭成為最小型社會且缺少外在聯系和支持時,内部的聯結就極為重要。

浮生之生死考驗,使得疍家對于家庭及親情極為看重,女性往往得到丈夫及子女的尊重。疍民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反而很看重女兒,即使生活極為艱難,疍民也極少有溺嬰、丢棄孩子或将孩子送人的情況發生,個别家庭在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為了活命才會将孩子送給别人撫養。反而疍民有收養孩子的習俗,一方面海上勞動需要人力,另一方面人丁旺盛才可抵禦舟居生活、海上漂泊的孤寂。我在海上調查期間遇見一對夫婦,他們有兩個孩子,又抱養了一個陸地的女孩。對此,男主回應:“有孩子家裡熱鬧,孩子大了上岸讀書,沒有人叫爸爸媽媽,覺得孤單”。抱養孩子并非為了傳宗接代,或者單純為了增添勞力。疍民家庭抱養的多為陸地家庭送出的女嬰,他們并不避諱談及收養的事情,對收養的子女大多視為己出。漂泊生活需要家人的撫慰、陪伴和支持,他們對于家的理解也就具有更深層次的意義,家是男女老幼患難與共的海上生死共同體。在朝夕相處、摩肩接踵的生活實踐中,女性對于家庭所付出的辛勞與不可替代的情感撫慰價值愈發凸顯,依賴于海洋的技術性漁業群體,時刻面臨生死考驗才會對此深有體會。

除了經濟角度和家庭勞力的考量,渴望家庭成員給舟居生活帶來生氣和彼此慰藉是以一舟漂浮于海上的疍民的本能訴求。在扮演男性生命周期的養育者、撫慰者、協助者等各種使命的過程中,注重關懷成為女性的力量,正應對作為船長和一家之主的男性所負擔的責任、焦慮與恐懼,所以疍家男性通常在與女性的關聯中叙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已經上岸居住的疍家老者黎某在講述船上生活時,常常将阿婆挂在嘴上,他們習慣于随家中晚輩稱呼家中女性,比如:“開船送貨遇險,阿婆在船上燒香磕頭求保佑”;“遇見沙百魚,不吉利,阿婆燒火棍丢海裡丢它們”。另外在稱呼上,疍家一般把少女稱為“疍家妹”,把年老的婦女稱為“疍家婆”;對男人的稱呼則不分老少,統稱為“疍家佬”。對于以船艇為家的船和艇,則統統被稱作“疍家婆船(艇)”,而不稱“疍家佬船(艇)”。女性在疍民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對于家庭的意義可見一斑。

傳統家庭中的女性從物質到精神都依賴于男性,布迪厄認為男女勞動分工的支配性表象賦予男子以支配性地位,在面對女性時,他們往往以保護人的身份扮演審視、包圍、俯視、監督的角色。在海上疍民的家庭中,男人與女人彼此依賴,這不光是家庭生計勞動的配合協作,更是情感與心理上的依靠和支持。“根據關懷和保護他人的能力來定義自己和聲明自己的價值”,家的營造與可持續是男女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是合理合作的架構,而非支配關系。女性和男人一樣是社會生活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富有目标與策略的社會行動者。就情感的價值方面,處于對稱一端的女性具有超乎傳統理論家們想象的更加強大的力量。作為家庭成員,女性對家的貢獻不能僅從經濟、聲望上去衡量,情感、撫慰、陪伴、彼此依賴的比重之大,更使得女性成為凝結家庭,使家成為家的重要力量。

五、結論:空間、身體與權力

在遊撈的疍民家庭中,男女以不同的方式深深卷入漁業生産和家的營造。因為浮生海上,天然與陸地保持距離,疍民依循自我實踐形成了一套文化規則。在和陸地的接觸中,也會激發水上人的各種想象與願望,然而對自我的認識以及與周邊環境的比較,使他們更加笃定于相對陸地農村和山區少數民族較為優越的漁業生活。即便現實環境允許,他們也并非願意處處模仿陸地生活,如華德英(Barbara Ward)的研究所認為的,盡管疍民一直為意識模式,即傳統的中國模式所影響,且部分付諸實際行動,但水上人對自我有一個秩序構想,他們在所處之地仍然有發揮地方特色的自由,尤其體現在宗教、村落組織,以及男女分工等方面。

作為一個獨特的海洋族群,疍民的精神特質、文化内涵、社會倫理,很多時候是依賴外顯的疍家女性的形象呈現出來的。然而,疍家女性的形象和角色不是在強調性别平等的外力驅動之下,女性竭力追求的結果,它無意識地産生于海洋舟居時代的生活方式和男女互為主體性的海洋生計合作模式中,即男性和女性都為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富有目标和策略的社會行動者,他們所依賴的空間和自然生态環境,以及漁業特殊的技術技藝要求和身體規訓,使從事這一職業的男女與他們依賴的海洋生态膠合在一起。男性與女性不是對立的兩端,而是處于彼此持續協調的過程中。其中,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一以貫之,從浮生江海到逐步上岸,生産生活的空間随之延伸擴展,女性的主體地位因傳統慣性,依然延續在疍家人的生活中。正因為如此,關于疍家女性的書寫和叙述必定要在一定的語境中,即不能抽離背後更大的生态和社會背景。

女性在場的水上世界的性别分層顯示,當家這樣的私人空間與公共環境重疊,兩性關系會更加平等,換言之,通常與家相關聯的女性不再隻是附屬的角色。人類學家将家庭與外界完全區分開來的現象,稱為家庭-公共二元,二者的空間區隔,會推動性别階層化,因為公共活動比家庭事務更能帶來社會威望,屬于公共領域的常常是男性,女性更貼近于家庭。與那些沒有将日常生活從公共領域區分出來,即從政治領域區分出來的一些采集狩獵的群體對應,生活于水上的疍民屬于公共領域沒有從日常生活中區分出來的超脫于公共-私人二元對立的模式,其指向同一個結果,即女性與男性都被充分重視,互為主體性。在疍民的日常生活和勞作中,男女活動、空間、權力的重合度最大,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離度最小,兩性關系趨于平衡。對于男性與女性來說,長時段同時在場,以移情的方式經驗彼此的世界,衡量對家的貢獻,無疑有利于達成和解,實現兩性平等協作。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度最小會最大限度地擁有相對平等的兩性模式,疍民的例子無疑證明了這一點。

不同的社會文化組織賦予女性不同的角色和力量,盡管疍民的生存環境具有其特殊性、唯一性,這類似實驗的驗證無疑為我們構建相對平等的兩性模式予以啟發。 需要關注的是,随着水上人上岸居住,以及海洋近海漁業困境導緻的漁民轉産,男性正在走向與家分離的公共空間,由于女性在家庭生産中積累的影響力與貢獻,家不會在短時間内趨向于傳統的女性氣質的家,但男性在家與公共空間的分離上逐步趨向于陸地居民,日益延展家船之外的公共空間。疍家男性的日常部分從家船轉移到茶店、餐館等公共空間,更大範圍地參與陸地公共活動。局促的家船也逐漸為陸地寬敞的居所代替,原本隔離于海上的、群體内部的慣習,無可避免地受陸地人的家庭觀、兩性關系的影響,海上疍民的家庭-公共重合的模式已經開始向家庭-公共二分的模式轉換。變遷的不僅僅是生計方式和生活習俗,根本性的改變将是兩性關系模式。這是需要繼續關注的。


注釋:

1Karen Sacks"Engels Revisited Women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and Private Property”inR. R. Reiter 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5 p.219.

2Michelle Z. Rosaldo & Louise Lamphere eds.),WomanCulture and Society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74 pp. 17-42pp. 67-87.

3)蛋民又被稱為蛋家、水上居民、船民等,是包括廣 東、福建、廣西、海南等華南地區居住水上,靠漁業、運輸業等為生的群體,華南大部分地區的蛋民已經上岸定居,海南島的部分蛋民依然保持傳統的生計和居住方式。在本文論述中,根據情景和當地習慣在不同的叙述中使用胥民或者胥家(比如蛋家女),這樣的固定稱謂。

4[]朱愛岚:《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别與權力》,胡玉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頁。

5Pierre 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p. 280.

6[]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 蔣梓骅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頁。

7[]羅莎莉:《儒學與女性》,丁佳偉、曹秀娟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95頁。

8)吳水田:《話說蛋民文化》,廣 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頁。

9)在福建地區,胥 民也因此被歧視性地稱為曲蹄

10)訪談對象:黃JM,男, 1955年生,陵水新村胥家人;訪談地點: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魚排;訪談時間: 2017817日。

11)瑪麗道格拉斯:《潔淨與危險》, 黃劍波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2[]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 ,第107頁。

13[]馬塞爾莫斯:《人類學與社會學五講》,林宗錦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4)陳序經:《蛋民的研究》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54- -155頁。

15)同上。

16)史:《地理志海南》,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頁。

17)唐胄:《正德瓊台志》上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頁。

18)訪談對象:鄭SY 1990年生,陵水新村胥家人;訪談地點:陵水黎族自治縣新村鎮旅遊碼頭;訪談時間: 201787日。

19Eugene N. AndersonFloating World Lost A Hong Kong Fishing CommunityNew OrleansLA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South 2007.

20[]卡羅爾吉利根( C. Glligan) :《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頁。

21)同上。

22 []皮埃爾布迪厄:《實踐感》 , 第111頁。

23 []卡羅爾吉利根( C. Gilligan) :《不同的聲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第83頁。

24Michelle Z. Rosaldo & Louise Lamphere eds. ), WomanCulture and Societyp. 911.

25 []華德英:《從人類學看香港社會一 華德英教授論文集》, 馮承聰等編譯,香港:大學出版印務公司1985年版,第5253頁。

26Henrietta L. Moore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rress1995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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