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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鄉族勢力的地方政治參與——以德政碑為中心

作者:劉琴麗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蘭州學刊》2019年第6期  發布時間:2019-07-06  浏覽次數: 306

【摘 要】文章利用德政碑,探讨了唐代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其地方政治的參與情況,大體有三:為藩鎮和州縣官員申奏刻立德政碑,上書反映當地官員的治績或敗績,幹涉地方官員的去留。透過德政碑,可以看到唐朝的國家監察非常重視利用基層力量來制約地方官員,一則給予他們較大的權力,可以直接上書朝廷,到朝廷請願,或者向巡察使等反映當地情況,甚至可以直接幹涉當地官員的去留,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地方官員的升遷;二則地方官員的序遷除授,晚唐中央也重視向以耆老為代表的地方民衆核實該官員的治績是否屬實,自下而上與國家自上而下的監察體制相輔相成。德政碑從更深的層次揭露了唐代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渠道和方式。

【關鍵詞】唐代;鄉族勢力;耆老;德政碑;政治參與

頌揚官吏政績的德政碑在唐代名目繁多,或雲“頌德碑”、“清德頌”、“美政頌”、“善政碑”、“功勳銘”、“政事記”等,(1)亦曰“遺愛頌”(2);以及沒有明言德政碑,卻收入“德政”類碑刻中者,如《文苑英華》卷八六九、八七○所收“碑·德政”中的《河南尹張公碑》《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碑》《徐襄州碑》,等等。(3)此外,本文所用德政碑,部分來源于唐人文集,而非石刻文獻,因為石刻文獻有的隻是著錄了碑目或題跋,很多德政碑錄文反而仰賴文集才得以保存,(4)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文章的文獻來源。

唐代的鄉族勢力大體包括以下幾個階層:一是具有文化背景的士人;二是具有仕宦背景的退職官吏,三是鄉縣胥吏,四是鄉豪,以及耆老。(5)耆老在唐代又稱父老,(6)天寶十二載(753)“父老”又改為“耆壽”(7)。當今學界對于唐代鄉族勢力的研究,在基層社會控制問題方面,主要探讨了處理鄉村經濟事務,調解民事糾紛,發展鄉村教育,宣傳道德風化,參與地方政治活動(如參加某些重大儀式,參與對地方官政績的評價),參與義倉、水渠灌溉的管理,與縣令一起定戶等,興辦公共事業,保衛鄉裡,兼任當地選賢舉能的職責,向民衆宣傳上級政令;在國家危難時,協助政府工作,參與政府決策的商讨,也是官員請願時常常借助的力量之一。(8

由于受史料限制,學界隻談到了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在縣、鄉基層社會的某些參政方式。實際上透過德政碑,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群體更多的政治活動身影,活動舞台也不局限于縣、鄉這一狹小地域,德政碑對于他們參與地方政治的深度和廣度有着更為細節化的描述,由此可以進一步窺知唐代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渠道和方式。

一、為藩鎮和州縣官員奏請刻立德政碑

德政碑贊揚賢良清廉之官,目的是宣傳教化,同時也為官方和當地樹立良吏典範。而在為當地官員申奏刻立德政碑的群體中,我們總是頻繁看到耆老等鄉族勢力的身影。他們或獨自、或與民衆、或與地方官員一道參與德政碑的申奏刻立事宜。

獨自或與民衆一道申奏刻碑者如: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屯留縣“十七鄉父老崔亮臣、郭全璧等五百餘人,式刊善政”(9),為前屯留縣令薛僅申奏刻立德政碑,從申奏人數來看,幾乎各鄉耆老都參與其事。龔邱縣令庾贲三載考滿,時大曆中,“邑考彭滔等三十五人,以公岐柔□大,鹹願刻石褒美,申于元戎,元戎允答”(10)。上級政府同意了為庾贲申奏刻碑的請求。“大和四年(830),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為前縣令劉仁師樹碑頌德。(11)除向上級部門申奏刻碑外,他們有時候還遠赴京城,直接到朝廷申奏。如《廬州刺史羅珦德政碑》提到,羅珦任廬州刺史七年,“州之耊老韋挺等……于是同心上請,遂降中诏。……邑人姚芝等相與詣阙,請刊金石”(12)。貞元初年,“潞之缁黃耆□(艾),詣阙陳請,願勒貞石”,“耆艾”即老人,他們與當地民衆一道遠赴京城請願,為前節度使李抱真申奏刻立德政碑。(13)《與從史诏》也提到,潞州“降雪尺餘”,出現祥瑞征兆,“耆老等遠詣阙庭,請立碑紀”(14),申請為節度使盧從史刻碑。可見,鄉族勢力在申奏刻碑事宜上的積極态度。

與地方官員一道為當地官員申奏刻碑者如,虞城縣令李錫離任後,邑之賢老劉楚環等“乃咨群寮,興去思之頌”(15)。與地方官員商量,為李錫申奏刻碑。寶應二年(763)以後所刻《唐故洪州刺史張公遺愛頌》雲:“耆老、吉州安福縣丞鄧林玉等一百一十五人,乃率衆慼,謀及故吏、從事、州長縣尹、虎贲亞旅、鄉老、大夫,相與稽乎陳迹,建頌表德。”(16)耆老和縣丞等縣、鄉官員以及鄉老、大夫等一道商議德政碑的奏立事宜,鄉族勢力占了一定比重,反映了在德政碑的申奏中,這部分人群的重要性。義成軍節度使高承簡移理他邦,“于是部将試秘書監兼殿中侍禦史李忠義等,三州耆老、缁黃等五百人,瀝懇披誠,遣監軍使宋守義以聞于天子,願紀羊公于岘首”(17),即為高承簡立碑頌德,在申奏群體中,義成軍轄下的三州耆老、宗教界代表都參與其事。洪州都督張休罷鎮離職,“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邬贲、州人東冶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讨論之,衆佥謂允”(18)。耆老與地方官員一道讨論為張休刻立德政碑事宜。可見,即便有官員的參與,在德政碑的申奏群體中,很多時候也有鄉族勢力的代表,反映了他們在地方社會的權威。

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有時候還直接找人撰寫德政碑文,如陳子昂所撰《漢州雒縣令張君吏人頌德碑》,則為耆老們親自出面邀請,時子昂“歸甯,采藥岐嶺。父老乃載酒邀諸途,論府君之深仁,訪生祠之故事,永我以典禮,博我以文章”(19)。孫逖在叙述《裴耀卿德政碑》的撰寫緣由時雲,盧縣耆老某乙托之撰文:“盧縣父老某乙等,懷公之惠,不可弭忘,思欲銘德頌美,計功稱伐。以予國之史臣也,學于春秋褒貶之義,乃因邑子校書郎衛憑,假詞不能,征拙于我”(20)。融紀功碑與德政碑于一體的《李元諒楙功昭德頌》,當申奏刻碑事宜得到朝廷許可後,“于是耆壽荔非升古、沙門釋僧惠、道士遊方外□,千乃心,萬乃口,喜從所欲,祈我筆端”(21),耆老等請人撰文。《徐襄州碑》的刻立,則是襄州耆老請求徐商的前節度使府僚佐李骘撰文:“明年二月,襄之父老請詞于公之舊軍副吏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李骘曰:凡紀公盛德丕績,文于碑石,将傳乎百千萬年。”(22)《趙州刺史何公碑陰記》記載了屬下官僚為趙州刺史樹立德政碑的緣由以及何公的德政,碑陰下截附屬下官僚等題名,其中有“檢校碑耆壽賞绯魚袋趙欽祚”(23),表明耆老直接參與了德政碑石的制作。

上述史實表明,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在德政碑申奏刻立中的權威性和關鍵作用,他們不僅可以和官員、地方百姓一道聯名申奏刻碑,還可以獨自申奏,甚至可以直接奔赴京城,詣阙申奏。申奏批準後,還積極請人撰寫德政碑文,參與碑石的制作。雖然這些活動表面上僅僅與宣傳教化有關,但是其卻間接影響到地方官員的升遷。因為德政碑所帶來的政治聲譽,對于碑主将來的考課有利,可以對考官形成一定的輿論壓力,(24)從而對地方官施加影響。而且德政碑的樹立,對于後面的繼任官員也可以起到示範作用。可見,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利用德政碑不僅可以間接制約當地官員,還可以為肅清地方吏治提供輿論支持。

二、上書反映當地官員的治績或敗績

學界提到了耆老等鄉族勢力有對地方官員進行評價的職責,評價之外,他們有時候還直接上書,向朝廷或巡察使反映當地官員的治績或敗績。如鹹通六年(865)所刻《徐襄州碑》提到:“襄之卒校民吏,自七州之幼艾,追思公之養育教訓,相與上言京師,狀公之事績,請于天子,刻之碑石”;即把徐商的善政整理成了文字材料,向朝廷上奏(25)。天祐三年(906)所刻《王審知德政碑》載,“今節度都押衙程赟及軍州将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26)。王審知的功勞也被當地官員、民衆整理成文字材料,向上奏聞。唐末忠武節度使趙昶,“以大寇削平之後,益留心于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892)秋,陳、許将吏耆老錄其功,詣阙以聞”(27)。福建觀察使楊發,治理當地期間,“瓯閩之人,美其能政,耆老以善績聞”(28)。這些上奏,對于官員的政治聲譽無疑有着重要影響,因為耆老等鄉族勢力所代表的聲音來自基層民間,它彰顯了一位官員的施政和民意情況。

除了直接向朝廷反映當地官員的情況外,鄉族勢力還可以向巡察使反映。如昭慶縣令王璠任職期間,“昭慶阖境,以公清平,感恩申狀,使司覽奏,尋以名聞。”(29)碑文立于天寶五載(746)九月,(30)則此處“使司”當是巡察使一類的機構,由于地方民衆向巡察官員“申狀”,王璠很快名聞朝廷。柏鄉縣尉鄭密,“初仕趙州柏鄉尉,所莅不過一扃,而政行一邑。廉使省風俗至趙,趙父老率吏人數千遮道,稱公之能,識者韪公材且得衆”(31)。這對于鄭密今後的政治生涯無疑大有裨益。永泰二年(766)四月,轉運使劉晏《奏禁隔斷練湖狀》提到:“得刺史韋損、丹陽耆壽等狀”,由于練湖被丹徒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裡,造成連年的水旱災害。(32)此處反映的則是當地的水利問題。随州刺史嚴公弼,亡母墓在沔州,為盜所發,“公弼奔赴沔州。随州百姓、耆老相率見觀察使柳公綽,稱公弼在州甚有惠政。公綽上言,卻令守本官,以從人欲。可之”(33)。耆老等人向觀察使反映嚴公弼的為官情況。可見,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既可以向朝廷,也可以向巡察使、觀察使等反映當地的治績狀況。

除了自下而上主動反映當地情況外,朝廷有時候還自上而下向耆老等百姓求證當地官員治績的真實性。如文宗大和七年(833)中書門下奏:“應諸州刺史除授序遷,須憑顯效。……自今以後,刺史得替,待去郡一個月後,委知州上佐及錄事參軍,各下諸縣,取耆老、百姓等狀”(34)。

據上可知,唐朝中央與地方社會,以耆老等鄉族勢力為媒介,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互動,其信息交流渠道是相對暢通的。朝廷利用鄉族勢力對地方官員形成了雙向制約,一是鄉族勢力主動向朝廷反映當地情況,二是朝廷派人向他們核實地方官員的治績。在這雙向軌道中,鄉族勢力成為溝通官民的重要橋梁,是地方民意和輿論的主要代表。

三、幹涉地方官員的去留

鄉族勢力代表地方利益,他們較為關注地方官員的去留,有時會“詣阙”請求官員留任,或帶領民衆遮道攔留官員,直接幹涉地方官員的任免。如:武周時期,臨邛縣令封稷,母憂去職,“鄉望老人、前某官等五百餘人……遂走之州府,訴之上官,冀奪其哀,摧禮終秩。……班白之老,胥史之徒,又以天子在宸,勤毖孝禮,我君雲邁,誰其嗣之?千餘人複連表詣阙投匦,乞君以墨缞從事。”(35)鄉族勢力先是向州府申奏,最後到朝廷投匦申訴,希望封稷能夠墨缞任職。鄂州刺史韋公官滿離職,耆老等人為之送行,“獻觞醉于晚景,舞袖紛于廣庭。鶴發之叟,雁序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公以上聞”(36)。欲攔留韋公,望其繼任。淮南節度使崔圓任滿,朝觐京師,“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候(一作俟)駕,建旗将馳,耆耋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阙,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谕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37)由于耆老等鄉族勢力的詣阙請求留任,崔圓最後繼續留任。魏郡太守苗晉卿,“诏除公河東太守兼采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阙乞留,或遮道更借”,希望其能夠留任(38)。

傳統文獻的記載也映證了德政碑記載的真實性,如唐朝初年,并州總管李元吉縱其左右攘奪百姓,為政不法,被宇文歆上奏朝廷,“元吉竟坐免”,宇文歆後來又勸耆老到朝廷乞留,“又諷父老詣阙請之,尋令複職”(39)。顯示了耆老在地方官員去留問題上的重要作用。貞觀年間,檢校岐州都督劉師立,“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诏,不許赴哀,令更聽後旨”(40)。太宗同意耆老們的請求,允許劉師立暫時繼續留任。唐朝晚期,河東節度使崔彥昭“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阙乞留”(41),唐懿宗最後同意了耆老們的請求,讓崔彥昭留任,從“耆老數千”來看,規模龐大,其政治效應可想而知。這些耆老在請求官員留任時,有時候會請文人幫他們撰寫留任表,如唐中宗時闾邱均便撰寫有《為益州父老請留博陵王表》,請求朝廷讓益州刺史崔元暐留任;《為益州父老請留史司馬表》,請求益州司馬史氏留任一年。(42)耆老通過乞留的方式直接幹涉地方官員的任免,其幹涉官吏等級從縣令吏一直到節度使,對地方政治的影響深度可想而知。他們甚至還上書請求地方攝官轉為正員官,如闾邱均《為益州父老請攝司馬鄧某為真表》(43),但是這種情況在史料中并不常見。

除了詣阙請求官員留任外,還有部分耆老帶領民衆在路途攔留官員(上述史料已有所涉及),通過另一種政治效應來影響官員的去留。如内黃縣令崔玭遷任新鄉縣令,“耆老攀車,兒童卧轍,喧嘩塞路,行莫能行,遞相讓之,遂再陳請。乃問于相國,相國聞而喜焉,謂左右曰:當來所舉,信不罔乎!有此政聲,宜從請矣”(44)。這次攔留讓節度使同意了崔玭的留任。襄州刺史靳恒遷陝州刺史,“暨解印去郡,攀車盈塗。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裡已終朝,十日乃出界。”(45)顯然這次攔留靳恒的行動,沒有成功。

還有攔留外地官員到本地就職者,如唐朝末年,王審知兄王潮殺光州刺史王緒,衆人以之為帥,“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為理整肅,耆老乃奉牛酒,遮道請留”(46),耆老代表當地民衆,遮道攔留光州刺史王潮為泉州刺史。耆老等鄉族勢力除了幹涉本地官員的去留外,有時甚至與地方官一道上奏朝廷,請求有名望的官員到己地任職,如于知微,“累除道、利二州刺史,化被荊楚,威覃蜀漢。……有果州流溪縣丞邢昙之等,聞公政術,深思拯庇,仰鄰燭之延伫,慕河潤以傾勤。昙之因使入京,乃以父老等狀上請,情詞懇到□□天心,乃降優旨,授公檢校果州刺史。”(47)可見,在請求某位官員到己地任職時,鄉族勢力的意願有時候會起到一定作用。

上述史實表明,鄉族勢力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可以直接幹涉地方官員的去留,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地方政治格局。其參與地方政治的地域,跨越了縣、鄉,直貫道、州,幹涉的官員級别從縣令吏一直到節度使不等,顯示了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在地方社會的權威性和影響力。

怎樣看待以耆老為代表的鄉族勢力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述史料表明,耆老等鄉族勢力可以獨自、或與民衆、或與官員一道為地方官員申請刻立德政碑、請人撰寫碑文、上書反映地方官員的治績好壞、幹涉地方官員的去留,甚至可以邀請有名望的官員到己地任職,彰顯了耆老等鄉族勢力在地方社會的威望、地位和影響。他們積極參與時政,由此也可以加強自身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通過耆老等鄉族勢力的政治活動,我們還可以看到唐朝的國家監察非常重視利用基層力量來制約地方官,一則給與他們較大的權力,可以直接上書朝廷,到朝廷請願,或者向巡察使反映當地情況、甚至可以直接幹涉當地官員的去留,從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地方官員的升遷;二則地方官員的序遷除授,晚唐中央也重視向以耆老為代表的地方民衆核實該官員的治績是否屬實,自下而上與國家自上而下的體制相輔相成。在這雙向監督中,耆老等鄉族勢力成了地方民意的主要代表,他們或通過反映地方輿論的方式影響地方政治運作,或直接參與地方政治,顯示了唐朝基層制度設計的某些合理性,因為它給基層社會提供了一定的民意表達渠道,理性的政治訴求機會,這些都有助于化解地方矛盾,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注釋:

[1]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3頁。

[2]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卷5“頌德”: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奏聞,恩敕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40頁。葉昌熾撰,王其祎校點:《語石》卷3,也将遺愛碑歸入德政碑類,沈陽:遼甯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2-73頁。

[3]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586-45894591-4593頁。

[4]杜牧:《樊川文集》卷7《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第581-585頁;該碑石刻文獻書籍僅碑目題跋著錄,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隆興府碑記》卷2,《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18537頁。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卷10《魏郡太守河北采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并序》,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931-972頁;此碑也仰賴文集得以保存,金石著作著錄見陳思纂輯:《寶刻叢編》卷6,《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8165頁。這類事例較多,不再一一列舉。

[5]李浩:《論唐代鄉族勢力與鄉村社會控制》,《中國農史》2010年第1期,第91頁。

[6]王文錦、王永興等點校:《通典》卷33《職官一五·鄉官》:“大唐凡百戶為一裡,裡置正一人;五裡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24頁。

[7]王溥:《唐會要》卷59“戶部員外郎”,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019頁。

[8][]穴沢彰子:《唐·五代における地域秩序の認識---鄉望的秩序から父老的秩序ヘ變化を中心として》,《唐代史研究》第5号,2002年,第46-71頁;李浩:《論唐代鄉族勢力與鄉村社會控制》,《中國農史》2010年第1期,第92-94頁;王春花:《唐代老年人口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65-73頁;牟發松:《從三老到民望》,《許昌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第1-6頁;谷更有等:《唐宋時期的鄉村控制與基層社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26頁。焦露:《賜予與回報:唐代國家與父老》,《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第76-83頁;雷聞:《隋唐的鄉官與老人---從大谷文書4026〈唐西州老人、鄉官名簿〉說起》,《唐研究》第2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1-156頁。

[9]董诰:《全唐文》卷362《屯留令薛僅善政碑》,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3678頁。宋人《寶刻類編·名臣》卷3有其碑目著錄,《屯留令薛僅善政碑》,徐孝鴻撰,崔黃中書,開元二十七年立,在潞州,《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8446頁。

[10]王昶:《金石萃編》卷95《龔邱縣令庾贲德政頌》,《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3冊,第1587頁。

[11]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卷2《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26-27頁。據《寶刻類編·名臣》卷5,此碑劉禹錫撰,李戒戎書,周大元篆額,寶曆中刻,《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8472頁。

[12]董诰:《全唐文》卷478《唐廬州刺史本州團練使羅珦德政碑》,第48844886頁。據《寶刻類編》卷4,此碑楊憑撰,徐璠書并篆額,貞元十九年(803)四月立,《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8460頁。

[13]王昶:《金石萃編》卷103《李抱真德政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3冊,第1722頁。另參見董诰:《全唐文》卷446《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第4559頁。

[14]顧學颉校點:《白居易集》卷57《與從史诏》,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202頁。

[15]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29《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83頁。據趙明誠《金石錄》記載,此碑李白撰,王遹書,元和四年(809)二月重篆,參見金文明校訂:《金石錄校證》卷2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00頁。

[16]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75,第4085頁。

[17]董诰:《全唐文》卷724,第7448頁。又參見王蒲園:《滑縣金石錄》卷3《長慶□年義成節度高承簡德政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29冊,第37頁。

[18]董诰:《全唐文》卷409《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第4193-4194頁。

[19]徐鵬校點:《陳子昂集》卷5,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105頁。

[20]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775《唐濟州刺史裴公德政頌》,第4083頁。

[21]王昶:《金石萃編》卷103《李元諒頌》,《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3冊,第1716頁。

[22]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870《徐襄州碑》,第4591頁。據陳思纂輯:《寶刻叢編》卷3,此碑李隲撰,李曉隸書并篆額,鹹通六年(865)十二月建,《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8124頁。

[23]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63,《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7冊,第5024頁。

[24]劉馨珺:《從生祠立碑談唐代地方官的考課》,《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第279頁。

[25]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870《徐襄州碑》,第4591頁。

[26]王昶:《金石萃編》卷118《王審知德政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3冊,第2161頁。

[27]薛居正:《舊五代史》卷14《趙犨傳》附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196頁。

[28]劉昫等:《舊唐書》卷177《楊發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97頁。

[29]董诰:《全唐文》卷133《昭慶令王璠清德頌碑》,第1342頁。

[30]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3《昭慶縣令王璠德政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6冊,第19896頁。

[31]獨孤及:《毗陵集》卷12《唐故商州錄事參軍鄭府君墓志銘并序》,四部叢刊本,第316頁。

[32]董诰:《全唐文》卷370《奏禁隔斷練湖狀》,第3762頁。

[33]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83《牧守部·遺愛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8154頁。

[34]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36《铨選部·考課二》,第7629頁。

[35]徐鵬校點:《陳子昂集》卷5《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第96-97頁。

[36]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卷29《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并序》,第1660頁。

[37]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869,李華:《淮南節度使尚書左仆射崔公頌德碑銘并序》,第4586-4587頁。據金文明校訂:《金石錄校證》卷8,此碑李華撰,張從申書,大曆二年(767)正月,第136頁。

[38]陳鐵民校注:《王維集校注》卷9《魏郡太守河北采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并序》,第964頁。

[39]劉昫等:《舊唐書》卷62《李綱傳》,第2374-2375頁。

[40]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683《牧守部·遺愛二》,第8153頁。

[41]劉昫等:《舊唐書》卷178《崔彥昭傳》,第4628頁。

[42]董诰:《全唐文》卷297,第3007頁。

[43]同上。

[44]董诰:《全唐文》卷819《崔令尹頌德記》,第8634頁。

[45]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52《襄州刺史靳恒遺愛頌》,《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7冊,第4838頁。

[46]薛居正:《舊五代史》卷134《王審知傳》,第1791頁。

[47]王昶:《金石萃編》卷71《兖州都督于知微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冊,第12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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