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首頁 > 農村研究 > 農村社會

賦權理論視域下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三重維度

作者:胡衛衛 于水 杜炎強  責任編輯:趙博睿  信息來源:《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第98-104頁  發布時間:2019-07-10  浏覽次數: 343

 作為後現代公共行政話語理論的主流範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場”對我國鄉村治理轉型具有借鑒意義。在對其概念及内涵解讀的基礎上認為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鄉村振興背景下極具創新性的學術命題。借助賦權理論,嘗試建構“話語 技術 法律”的邏輯分析框架。其中,話語賦權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主體變量”,旨在打破基層政府“話語霸權”和草根農民“政治冷漠”的結構性困境,強調農戶的話語權回歸;技術賦權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工具變量”,亦是理解基層社會治理中政社關系的新視角,強調網絡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賦權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制度變量”,作為彌補行政賦權失靈的有效策略,強調農村法治建設的推進。

關鍵詞鄉村公共能量場;賦權理論;農戶話語權;技術支持;法治建設


鄉村公共政策制定是基于多元主體話語充分博弈的結果,而基層政府的“話語霸權”和農村精英的“決策壟斷”導緻多元主體博弈結構的失衡。從鄉村治理的曆史變遷軌迹發現:封建帝制時期“簡約治理”的終結,人民公社時期“全能治理”的解體以及鄉政村治時期“村民自治”的失靈,均說明基層政府的“話語獨白”和草根階層的“政治冷漠”是政社互動失衡的重要誘因,村社善治的實現必須建立起具備對抗性交流和公衆利益訴求充分表達的公共能量場。在鄉村公共能量場中,政社對話及公共政策的生成不會受到絕對權威的幹擾,作為傳統官僚權威的行政人員核心職能在于幫助村社共同體建立并維護公共秩序,其參與者是一種平等性和對抗性的結構化關系。在本研究中,筆者将“公共能量場”的概念引用到鄉村治理場域,認為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是鄉村治理轉型背景下極具創新性和價值性的學術命題,亦是實現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基于此,借助美國著名社會學家Solomon提出的賦權(Empowerment)理論,從話語、技術和法律三個維度探讨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邏輯分析框架,試圖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及鄉村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實現提供學理支持。

一、鄉村“公共能量場”:一個概念性框架及解釋

1.公共能量場: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主流範式

後現代公共行政領域兼具批判和建構意義的“公共能量場”體現出時空的廣延性,是多學科交叉的複合概念[1]。公共能量場中“場”的概念最初起源于物理學中的“場論思想”,“能量”的概念可追溯到德谟克利特和布萊尼茨激進的單子多元論,而“公共”則是引用了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意為與私人經濟領域相對應的公共社會文化領域,通過“經濟市民”向“國家市民”的身份轉變使國家消解成為社會的自組織媒介[2]。簡言之“公共能量場”是公衆社會話語表達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場所,也是在對傳統公共行政中“環式民主”“憲政主義”及“社群主義”解構的基礎上建構的能夠進行對抗性交流的話語機制,拓展了人類對公共行政的認知[3]。在福克斯和米勒看來“公共能量場”表達出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在某一重複性的實踐語境中為獲取意義而相互博弈,呈現出非精英主義的決策氛圍,在打破傳統官僚制專斷性對話的同時構築了政社良性互動的基礎性平台。可以說“公共能量場”體現了後現代公共行政民主治理的特質,即通過克服傳統科層官僚制“權力擴張”和“官僚自利”的基礎上建構的多元民主和話語博弈的新公共行政模式。

2.鄉村公共能量場: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

在後現代公共行政領域,利益表達平台的搭建和對話機制的設計為公共事務治理提供更多的民意基礎“公共能量場”所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公共政策産生于頭腦風暴和對話協商,而公共事務有效解決的關鍵在于“能量場”所建構的民主化環境氛圍[4]20世紀90年代,民主化的制度嵌入雖賦予鄉村社會一定的自治空間,但國家行政權力的過度幹預是造成鄉村社會的自治空間不斷萎縮和主體性建構不斷弱化的主要原因,也成為鄉村治理轉型面臨的深層次難題。借助福克斯和米勒的“公共能量場”理論,筆者嘗試闡述并建構鄉村公共能量場的概念體系,認為鄉村公共能量場是指在鄉村治理場域,通過多元化治理主體意向性能量的加入,打破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基層政府的“話語霸權”及“精英主義”的治理模式,在增強村民民主性自治的同時增進村莊公共利益[5]。依據鄉村公共能量場的屬性和性質,将其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生态和社會五種類型,即圍繞鄉村政治發展、經濟提升、文化建設、生态治理及社會進步等公共事務展開話語博弈的場所,因此,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

二、話語賦權: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話語維度

1.話語賦權的雙重内涵“權利” 權力”

話語賦權指社會發展過程中為實現權力配置的均衡化和合理性,通過強勢群體的權能轉移,緩解弱勢群體的乏力感并增強效能感[6]。阿瑪蒂亞·森将弱勢群體的貧困、饑荒和痛苦視為“權利失效”的結果,作為賦權的一種形式,話語賦權強調社會各類群體平等自由的表達利益訴求。作為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話語權能夠凝聚集體智慧,提升主體責任意識并矯治脫貧供給側結構性失靈,是鏟除“權利貧困”的根本策略。法國著名哲學家福柯在《話語之秩序》一書中較早闡述話語權的内涵,将其看作是權力的一種形态。然而,哈貝馬斯從不同于福柯的觀點出發将話語權理解為一種權利,在他的“話語民主論”中有這樣的描述:話語權即人們圍繞公共事務展開自由、平等的辯論與商讨并最終達成政治共識[7]。綜合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話語賦權具備話語“權利”和“權力”的雙重屬性,其中,話語權力指話語的表達具備支配力和影響力,而話語權利表明社會成員均具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從兩者的關系看,話語權利是話語權的本質屬性,話語權力是話語權的重要屬性,即公民有資格說話是必要前提,說話有回響則是最終目的,兩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

2.話語霸權”與“政治冷漠”: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結構性困境

1話語霸權:基層政府“支配型”和“管制型”的話語主導。取消農業稅後,國家通過“項目制”和“财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向農村輸入大量資源,資源下鄉在改變“三農困局”的同時也形塑了農民對行政權力的依附,間接助長了鄉鎮政府“支配型”和“管制型”的“話語霸權”。實際上,作為國家行政體系末梢的政權組織,鄉鎮政府主要負責國家政策的貫徹和執行,其主要職能是向農村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相比于村級組織和普通村民,鄉鎮政府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威,表現為在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往往以“發言者”或者“代言者”的姿态出現。受财稅體制及事權制度的影響,鄉鎮政府在執行國家政策時易表現出自利性的一面,也即學者所說的“政權的逐利傾向”抑或“盈利型政權建設”[8]。農村公共政策制定是基于多元主體話語充分博弈的結果,而“行政吸納自治”的發生導緻多元主體博弈結構的失衡,嚴格的科層制體系以及“按資排輩”的話語表達慣例均會阻礙農民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話語表達,這也是鄉村“威權治理”的弊端。

2政治冷漠:農民主觀效能感的喪失與資源獲取能力的弱化“資源下沉”帶來的負面效應使鄉村社會的權力主體“單向度話語獨白”普遍化,在政社互動中形成壟斷性的話語體系,同時又導緻公共對話交流之間的張力被嚴重遮蔽。就農民而言,他們被迫地選擇“政治冷漠”,在村民自治的實踐中集體“失聲”,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所謂“政治冷漠”是指農民在農村政治場域表現出的一種消極心理及行為冷漠現象,也包括政治參與的功利性及權利受侵時的被動反映[9]。農民是鄉村自治中絕對的資格主體,而“政治冷漠”的發生導緻其自身主觀效能感的喪失和資源獲取能力的弱化。在此情景中,農村公共政策的生成衍化為基層政府抑或行政體系代理人村幹部自說自話的過程,而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話語被置于邊緣地位。在行政主導的封閉式話語體系中,指令被逐級執行,農民缺乏讨價還價的機會和平台,其主體意識在不斷淡化,基本上被“獨白式”話語體系所支配。同時,由于缺乏農民的有效參與,在“獨白式對話”基礎上産生的公共政策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主體或農村精英的利益偏好,這種與民主治理相違背的話語體系降低了農民對發展資源的獲取能力。因此,從當前鄉村治理實踐看,鄉鎮政府行政權力的過度幹預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村民自治的發展空間,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村民意志受到控制,單一話語的“僞公共場域”随之出現,鄉村公共領域也随之異化為少數人的私人領域。

3.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話語路徑:農戶話語權回歸

鄉村公共能量場的建構要打破基層政府的“話語霸權”和農民群體“政治冷漠”的結構性困局,迫切需要農戶話語權回歸。筆者嘗試從農戶的表達能力、話語渠道和語言文化三個層面進行闡述。

1表達能力提升。農戶是鄉村公共能量場的核心主體,為更好地實現農戶話語權,理應強調話語表達能力的提升。首先,通過内外結合的策略增強農戶話語表達意識,小農要自覺地認識到自身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同時,農村基層黨組織要發揮政治先鋒的優勢,通過廣泛開展村民活動喚醒農戶公共精神,激發話語表達積極性和主動性[10]。其次,加強農村社會組織建設。基于利益共同體的村級組織是農戶的話語表達的物質載體,通過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降低村級社會組織的準入門檻,以基層治理創新為契機為社會組織的培育壯大提供制度保障和技術支持。再次,完善農村的信息網絡。話語表達能力的提升也需要培育農戶對信息的汲取能力,借助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健全網絡覆蓋面積,确保農戶及時地獲取基層政府發布的信息咨詢。最後,進一步提升農戶的科學文化素質。當地政府在保障九年義務教育的同時,充分利用文化下鄉、鄉村大講堂及農民夜校等形式提升農戶知識水平以增強其話語表達邏輯。

2話語渠道暢通。農戶話語權的回歸需要語言表達渠道的暢通作為支撐,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需要優化傳統渠道并拓展新型渠道,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傳統話語渠道的優化。針對鄉鎮人大代表中各類群體的比例失衡問題,上級政府部門應該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适當地增加農民群體的數量,通過構成比例的優化打破其他精英群體的話語壟斷,為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村民自主決策權的實現提供制度保障。在村級層面,村委會可通過選擇性激勵抑或政治動員的方式提高村民參與村民代表大會的積極性,進而實現村莊集體事務決策的民主化。第二,新型話語渠道的拓展。鄉村公共能量場的建構可以是實體亦可虛拟,借助互聯網平台,利用電視、QQ、微信和微博等大衆傳媒方式實現信息快速、高效的傳遞以及農民意願和心聲的表達[11]。新型話語渠道的建設需要基礎性條件的配合,在村集體資金缺乏的情況下,鄉鎮政府或相關部門通過财政補貼的方式進行農村的政治民主建設,确保公共對話平台的良性運轉。

3語言文化培育。平等包容的語言文化是政府和農民雙方話語博弈的社會基礎,而現有的文化體制導緻雙方話語地位在對話伊始便處于失衡狀态,因此,培育平等透明和開放兼容的語言文化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重要内容。首先,大力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放管服體制改革背景下,中央政府要在頂層設計中通過制度化建構逐步弱化“官本位”思想,地方政府在服務型政府建設中高度樹立“民本位”思想,以思想教育活動為契機強化基層公職人員的公共精神和服務意識。其次,建立投訴G反饋機制。針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存在的話語霸權情況,相關的監督部門要在加大懲戒力度的同時建立農戶的投訴反饋渠道,鼓勵農村居民就話語表達受操控等問題積極反映,通過投訴G反饋的良性互動促進對抗性話語文化的建設[12]。最後,實現農戶需求的精準對接。随着農戶需求的個性化和多樣化,地方行政機關應尊重和維護農戶的話語權,通過自由平等的對話建構以農戶需求為導向的話語文化,實現與農戶現實需求的精準對接。

三、技術賦權: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技術維度

1.技術賦權:理解政社互動關系的新視角

技術賦權又被稱作媒介的權力下放,是指通過媒介傳播打破精英主義的話語壟斷,重塑平等協商的話語體系[13]。卡斯特認為信息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方面,現代性所體現的理性特征蘊涵着技術理性的邏輯。從技術變遷曆程中不難發現,網絡技術的發展過程實質就是對公衆賦權的過程,Web1.0技術賦予了公衆獲取信息的權力;Web2.0技術賦予了公衆加工和反饋信息的權力;Web3.0技術推動了信息“多中心化”,賦予了公衆參與社會治理的權力[14]。可見,技術的發展深刻地影響信息權力的分配,迫使政府不斷探索集權與放權間的平衡關系。同時,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社會群體發起新形式的集體行動,特别是在公共權力部門信任危機發生後,社會公衆可借助互聯網對公共權力部門施加壓力,迫使其及時反饋民意訴求。鄭永年教授認為技術賦權帶來的社會治理變革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互聯網技術增加了政府和社會的權力,促進政治自由化;其次,互聯網超越了政府權力的限度,使權力更加分散化;再次,互聯網技術為政府和社會彼此間的契約和分離創造了一個新的基礎結構;最後,互聯網創造了一種政府和社會的回歸關系[15]。

2.技術賦權對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價值功用

網絡技術嵌入鄉村社會治理體系中,打破鄉村社會各方面孤立的數據壁壘,在優化數據資源結構的基礎上提供基礎性數據平台,實現鄉村治理範式的多元參與。同時,及時、高效和快捷的網絡技術為基層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實現公共決策方式由經驗向數據的轉變。技術賦權在鄉村公共能量場中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實現了鄉村公共能量場的意向性。在利益分化和需求多樣化的鄉村治理場域,村民可借助互聯網功能把特定情景下的議題在網絡平台進行對抗性交流并得到地方政府的反饋。農民通過與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話語博弈使得所關注的公共問題上升到公共政策議程。以網絡技術為支撐可實現對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問題進行量化或評估,促進鄉村治理精細化。第二,減少虛假的話語“背對臉”交流模式使農民與基層政府在網絡對話中擁有安全感,對涉及鄉村公共事務或公共問題發表見解試圖影響鄉村公共生活。在此過程中,參與雙方獲取信息的時效性非常高,避免了傳統政府先審查後發布造成的信息失真問題,原生态的對話内容實現真誠的交流。第三,消解了傳統話語的獨白性。網絡媒介的普及建構起農民個體間信息溝通的橋梁,使得有公共精神的農民憑借自身的理性思考将反映鄉村公共責任的意見得以傳播。信息的擴散能夠彙聚民意,彰顯“一些人”參與的民主,改變傳統話語的獨白性。第四,創造了新的公共領域。互聯網技術建構了虛拟的對話空間,實現了傳統弱勢群體的農民對公共事務的自主參與。網絡虛拟空間使原本由官僚精英壟斷的話語領域得以開放,特别是一些關鍵詞的檢索可以使農民自由地對原有的話題進行持續的追蹤、探讨和争辯,實現了參與者自由交流的願望。

3.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技術路徑:網絡信息平台的搭建

信息技術,特别是互聯網技術的興起打破了基層政府“城堡政治”的功能“網絡參政”“網絡反腐”等成為鄉村治理領域的關鍵詞,有力促進鄉村治理的變革[16]。因此,網絡信息平台的搭建是夯實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工具載體,也是新形勢下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1數字技術治理平台建設。健全大數據輔助社會治理機制是推進基層治理創新,實現鄉村治理精準化和公共服務高效化的重要途徑。針對農村公共事務治理中村民與基層政府互動失衡的問題,通過建立“數字化 政務服務”的支撐平台,形成收集問題、分配任務、解決問題的綜合服務系統。村集體“三資”的監管與使用、扶貧資源的分配公平、民主選舉的程序正義以及村企合作的諸多事項均可借助平台管理系統進行公示。以“曬任務”的形式将村莊黨員幹部所作項目曬上網,最終形成反映、受理、督察、處理和反饋的連貫環節,為鄉鎮紀委監督執紀提供了一條嶄新的、方便的渠道。數字技術賦予農民利益表達權,将普通群衆真正吸納鄉村治理體系,提升參與治理的主動性。地方政府通過“數字化 政務服務”平台的搭建和完善,在突破傳統治理信息不對稱的同時,極大地彌補現有政治整合方式的局限性,成為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的工具保障。

2地方财政助推技術擴散。美國塞缪爾·亨廷頓等認為高水平的政治參與總是與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相伴随,而且社會和經濟更發達的社會越趨向于賦予政治參與更高的價值[17]。同樣,現代性技術的擴散以及在鄉村治理中功能的發揮需要一定的資金投入和财政支持。就政務微博的開通及使用效果排名來看,廣東、浙江和江蘇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要遠遠高于河南、山西及雲南等經濟相對落後地區,這就是“數字鴻溝”對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制約因素。在技術已經成為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趨勢下,政府機關更應該有效地利用網絡技術平台建構公衆話語表達的鄉村公共能量場。針對經濟水平較差的鄉村地區,在村集體資金匮乏的情況下,鄉鎮基層政府作為鄉村數字化治理的主導者和推動者,通過資金投入和制度安排,運用互聯網技術将網絡和農村公共事務大數據串起公開透明的政務服務渠道,以數字化的樣态推進鄉村治理績效的提升。

3專業性人才隊伍建設。專業技術人才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中網絡信息平台搭建的關鍵,針對鄉村治理中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新推進人才隊伍建設。第一,完善評價機制。克服“唯學曆”的評價傾向,提高實踐水平和業務能力的評價權重,對于長期駐守農村并做出傑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員,可在職務晉升中破格提拔。第二,提升素質能力。當地政府部門可通過繼續教育不斷提高基層專業技術人員的能力素質,用人單位要保障技術人員在教育培訓期間的福利待遇。

同時,農村的技術人員要充分利用教育機構和遠程教育等形式的教育資源,自覺地提升實踐能力。第三,實施柔性引才策略。以柔性引才為策略,通過對口支援、挂職鍛煉、項目合作及短期兼職等多種方式,調動并組織各類技術人才到農村社會中開展服務型工作。第四,建構多元保障機制。将專業技術人員下放基層不僅需要将人才隊伍建設經費納入各級政府人才工作經費預算,更需要用人單位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

四、法律賦權: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法律維度

1.法律賦權的内涵及其生成背景

法律賦權的概念最早出現在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份題為《法律賦權:促進善治與減貧》的報告中,主要将其定義為借助教育和行動的手段促進社會邊緣群體運用法律提升對生活的控制能力[18]。同時,聯合國貧窮人口法律賦權委員會認為法律賦權是借助法律保護窮人并推動其在國家和市場中的權利和權益的過程,其目的是通過社會公衆的支持和自身的努力實現弱勢群體的全部權利。法律賦權既關注政府治理變革,也關注民衆的政治參與,是促進政社有效互動的制度載體[19]。法律賦權本質上産生于十九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掠奪,勞倫·本頓在《法律與殖民文化》一書中系統闡述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法律文化沖突,進而解釋資本主義列強通過本土國法律全盤輸入的方式,取締抑或弱化殖民地的法律權威,實現對殖民地的權力控制[20]。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由主義學派試圖通過全球化的市場規則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問題,但市場的法律并沒有給窮人帶來足夠的實惠,由此在世界範圍内掀起一場“法律賦權”運動。可見,就過程—目标來說,法律賦權通過強調弱勢群體法律意識、知識和行為的提升增強其對生活的實際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賦權是一種面向社會弱勢群體以法律為工具、權利促進為目的及公衆參與為特征的法律制定和實施工作。

2.從行政賦權到法律賦權: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時代意蘊

現代性國家政權建設的主要特征是權力下移,在鄉村治理的壓力達标型體制下,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賦權實現稅改前的财稅汲取及稅改後的經濟發展。在傳統的鄉村治理中,國家遵循的是行政賦權的運作邏輯,即行政權力主導鄉村社會的發展格局,行政賦權的主要目的是維護行政權力的權威性,卻使農民處于被動或從屬地位,這造成村民自治“内卷化”的根源[21]。從鄉村治理成效看,行政賦權打破了村民自治的獨立性,不能保證其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治理制度。在鄉村治理轉型背景下,推動行政賦權向法律賦權的轉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内容,更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本質要求。筆者認為從行政賦權走向法律賦權,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做出調适:第一,賦權主體調适。村民自主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為避免與地方行政性規範相沖突,必須由當地人大通過法律和法規使村民參與行為制度化。第二,完善程序性規範。為保證法律文本上“紙上權利”變現為“實質權利”,除了調動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外,還要通過行政問責和權力清單的方式規範地方政府官員的行政行為,在完善程序性規範的同時維護農民的實質性權利。第三,明确地方政府的義務。行政賦權在鄉村治理實踐中的作用僅僅局限于村民為地方政府治理提供意見收集和信息咨詢,而法律賦權對地方政府提出明确的義務要求,即通過制定相應的義務履行機制确保農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有效性。

3.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法律路徑:農村法治建設的推進

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需要制度的保障,法律賦權構築了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制度基礎,而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是促進法律賦權實現的動力和源泉,因此,推進農村法治建設是建構鄉村公共能量場的重要條件。

1營造良好的法律氛圍。基于地緣、血緣和親緣的農村社區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公共空間,村民之間聯系較為緊密。農村基層組織是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組織載體,通過發揮其組織動員的職能優勢,以法律宣傳為工具,提升村民的法治觀念,營造良好的法律氛圍[22]。首先,培養法律宣傳的“先鋒”。通過定期培訓的方式提高基層幹部的法律意識和法治素養,特别是在基層公務人員下鄉開展工作的過程中,應提高依法辦事的水平,将法律滲透到村級事務治理中。其次,突出法律宣傳的重點。法律宣傳的重點應該放在農民迫切關心的與實際權益緊密結合的事務上去,諸如當前農村發展中出現的土地整治、房舍拆遷、家畜侵權及鄰裡宅基地糾紛等問題,找到宣傳的重點可有效提升法律普及的效果。最後,創新法律宣傳的形式。法律宣傳形式的創新可增強農民的獲得感,在普法宣傳中可采取“點對點”推送法治宣傳知識“面對面”提供法律咨詢“手拉手”創作法治作品及“肩并肩”設計普法機制等多元化形式提升宣傳的實效。

2完善鄉村的法理秩序。鄉村社會的複雜性和異質性決定了法理秩序的建構必須采取外部力量嵌入和内生資源整合的方式進行。一方面,要借助國家的行政力量進行高位推動。實際上,以高位推動為表征建構的鄉村法理秩序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依靠國家行政權威可有效發揮政治動員優勢準确地把握農村整體實際制定目标和規劃,确保“依法促農”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發展。在農村法治建設中,各地要在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通過跨地區、跨部門的整體性合作協同推進。同時,對農村法治建設中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先進經驗借助政府的信息發布渠道惠及全國。另一方面,要完善村莊内生性法理秩序。從鄉村治理變遷的曆程中發現,村莊内部諸如村規民約、傳統習俗及宗法禮規等内生性法理元素對農村公共秩序的維護意義重大。内生性法理秩序的完善要重視德治的力量,通過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因此,傳承并發揚優秀的鄉土文化,同時摒棄舊有消極的鄉土秩序,實現傳統鄉土秩序與現代法律的深度耦合[23]。最終,通過政府主導和内生培育的方式推進農村法治進程,建構起良性的鄉村法理秩序。

3強化農村法治文化建設。農村法治文化涵蓋公平、正義和秩序的價值理念,作為一種特有的精神内核規範着村莊治理主體的行為。強化農村法治文化建設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中新型農民文化培育的最基本方面,可通過如下策略得以實現:第一,發揮村級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推動者,這就要求黨員自身除了自覺學習法律知識外還應将其運用到日常的工作中,通過責任倒逼機制和績效考核機制等嚴格落實法治文化的實施效果。第二,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健全法治文化市場體系。基層政府通過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在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的基礎上增強對法律知識的理解[24]。同時,通過政策優惠、财政補貼等方式鼓勵更多的企業與個體參與農村法治文化産品的銷售,完善農村法治文化市場環境。第三,提升農民法治文化培育的主體意識。農民作為農村法治文化建設的主體,可通過“線上 線下”的方式提升法治素養。基于民主和法制辯證統一的邏輯關聯,通過完善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在充分維護村民民主治理的基礎上推動農村法治文化建設。

五、結論

作為後現代公共行政民主治理理論的主流範式“公共能量場”自産生之日起就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蔓延并滲透到各個研究領域,也成為學者追捧的對象,但是,公共能量場的理論闡釋和操作化落地仍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讨的學術命題。基于此,筆者将公共能量場的概念引用到鄉村治理場域,作為理解鄉村治理轉型和實現村社善治的理論工具。鄉村公共話語場的建構在于理性的質疑威權主義的“專家理論”和集權主義的“話語霸權”,進而建構一個開放自由、民主濃厚的對抗性公共政策對話機制。對此,筆者借助賦權理論,嘗試建構“話語 技術 法律”的邏輯分析框架,其中,話語賦權是從鄉村治理的主體角度,通過強調農戶的話語權回歸,旨在打破基層政府“話語霸權”和草根農民“政治冷漠”的結構性困境。技術賦權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工具變量”,是将網絡技術嵌入鄉村社會治理體系中,打破鄉村社會各方面孤立的數據壁壘,實現鄉村公共事務決策由經驗向科學的轉變。法律賦權是鄉村公共能量場建構的“制度變量”,從鄉村治理成效看,行政賦權打破了村民自治的獨立性,不能保證其成為一種可持續發展的治理制度,而法律賦權符合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要求,通過強調推進農村法治建設進程,作為彌補行政賦權失靈的有效策略。


參考文獻

[1]廉思,周媛.文化領域新社會階層的利益表達:困境與機制——基于公共能量場理論的分析[J].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3-91.

[2]·T·米勒,查爾斯·J·福克斯.後現代公共行政[M].楚豔紅,曹沁穎,吳巧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3]徐增陽,崔學昭.微博維權的作用機制:基于公共能量場視角的案例分析[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369):163-167.

[4]宋海朋.公共能量場視阈下話語民主實現研究——以武漢市電視問政為例[J].長白學刊20173):34-38.

[5]張新文,張國磊.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鄉村治理轉型與鄉村振興[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83):63-71.

[6]衛小将.精準扶貧中群衆的主體性塑造——基于賦權理論視角[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5):80-85.

[7]VINSON ALEXANDRA H.Constrained collaboration:Patient empowerment discourse as resource for countervailing power[J].Sociology of health&illness2016388):1364-1378.

[8]胡媛媛.普世價值”思潮的話語霸權及其消解之道[J].探索20182):82-90.

[9]郭倩倩,秦龍.政治冷漠與積極公民重塑[J].探索與争鳴20163):50-53.

[10]陳寒非.嵌入式法治:基于自組織的鄉村治理[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61):80-90.

[11]胡衛衛,杜焱強,于水.鄉村柔性治理的三重維度:權力、話語與技術[J].學習與實踐20191):20-28.

[12]胡雪,項繼權.鄉村治理轉型中基層政權公共性的重構[J].雲南社會科學20184):45-52.

[13]LALLY. Identity,performance and technology:practices of empowerment,embodiment and technicity[J].Contemporary theatre review2014242):273-275.

[14]杜智濤,張丹丹.技術賦能與權力相變:網絡政治生态的演進[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11):26-31.

[15]鄭永年.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M].邱道隆,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15.

[16]張誠,劉祖雲.鄉村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G7.

[17]塞缪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M].汪曉壽,吳志華,項繼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18]張劍源.賦權與說和:當代中國法律對個體—家庭關系變遷的回應[J].思想戰線2018442):154-161.

[19]仇童偉,李甯.國家賦權、村莊民主與土地産權的社會認同——基于農戶的土地産權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意性認同[J].公共管理學報2016133):71-88.

[20]勞倫·本頓.法律與殖民文化:世界曆史的法律體系1400-1900[M].呂亞萍,周威,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7.

[21]張緊跟.從行政賦權到法律賦權:參與式治理創新及其調适[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6):20-29.

[22]EDWARDSDB.Shifting the perspective on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of education:from systems theory to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1964):17-26.

[23]朱戰輝.城鄉中國:鄉村社會轉型中的結構與秩序[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1-9.

[24]徐銅柱,楊海莺.鄉村治理中法治文化的缺失與建構——兼論村幹部腐敗的治理[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56):135-141.

    http://m.juhua534688.cn|http://wap.juhua534688.cn|http://www.juhua534688.cn||http://juhua534688.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