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彜族村社協同治理模式建構研究——以楚雄武定白路鎮平地村為例

作者:劉 達 王 奕  責任編輯:周 潔  信息來源:《雲南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19-07-20  浏覽次數: 141

【摘 要】農業農村農民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而有效的鄉村治理則是推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性舉措。中國的鄉村治理不斷進行創新和完善,以适應農村現代化發展的要求,其中,協同治理理論也越來越多地運用于鄉村治理之中。楚雄的彜族村在鄉村治理中也積極的運用協同治理理論,并形成了較完備的彜族村協同治理模式。

【關鍵詞】協同治理;鄉村治理;協同治理主體;少數民族村社治理

鄉村治理在國家整個治理體系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基礎地位,是推進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鄉村治理經過近些年的創新和發展,吸收了許多新的要素,協同治理理論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理論,也被應用于鄉村治理之中。民族村社治理因其獨特性在中國鄉村治理中具有重要意義,楚雄武定平地村積極将協同治理理論應用于少數民族村社治理中,在治理過程中形成了一種協同治理模式。

一、民族村社協同治理研究

協同治理作為公共管理領域的新興概念,國内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研究,豐富了協同治理在我國的應用。本文以有關協同治理的研究為基礎,根據側重點的不同,将協同治理研究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協同治理的理論研究

範如國在社會治理的研究中引入複雜系統理論,他認為社會是适應協同的複雜網絡結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産生了單一主體無法實現的社會治理現狀,為此需要建立社會治理的協同創新機制和制度安排,以開展社會協同治理(1)。李漢卿将協同治理與“善治”結合,他認為在協同治理的過程中雖然強調各個組織的競争,但更加強調各個組織間的協作,通過各個組織間的協作以尋求有效治理結構的過程(2)。熊光清突出協同治理的多中心特征,提出協同治理包含治理主體多元化以及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發揮着不同的作用的兩層意思,他認為采用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可以使各治理主體的優勢得以互補,形成一種協同效應,促使治理過程的大緻有序與和諧,實現治理的目标(3)。鄭巧、肖文濤認為為盡可能地維護和增進公共行政的目的——公共利益,需在構建服務型政府時将協同治理作為其工具,合理定位服務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優化治理資源,創新社會管理體制。

(二)協同治理的實用研究

沙勇忠、解志元提出由于公共危機的自身特性,在預防和處置公共危機時需要引進和整合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和資源,以構建公共危機協同治理模式(4)。張立榮、冷向明指出,我國公共危機管理體系已具雛形,但處于“粗放狀态”,主張攻堅公共危機協同治理模式,調動公共危機管理主體通過自覺的組織活動,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将公共危機管理系統中的要素整合起來,采取協同的控制活動以應對公共危機(5)。範逢春、李曉梅以協同學基本原理為基礎,構建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主體動态協同治理模型,賦予了治理主體新的角色定位,并設計合作、競争和制衡機制完善以保障該模式的健全(6)。郭鵬等人以共享單車為切入點,探究互聯網技術與公共服務中的協同治理,從而形成市場、政府與社會的協同治理,解決共享單車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以推進城市現代交通管理體系的建設(7)。周開國、楊海生、伍穎華從食品安全事件入手,以媒體關注和資本市場反應視角出發,分短期和中長期分析媒體、資本市場與政府對食品安全監督的有效性,認為建立媒體、資本市場與政府共同監督、協同治理的長效機制,是食品安全監督的有效模式(8)。

綜上可見,我國關于協同治理的理論以及實用研究認為将協同治理應用于社會治理或某行業的管理中,能夠有效整合資源,以實現治理有效的目标。本文在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背景下,基于雲南省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以楚雄彜族村——平地村為例,探究協同治理理論在我國民族村社的應用,以期尋找共性問題和完善對策,為民族村協同治理模式的建構提供借鑒。

二、協同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協同治理的特點分析

協同治理作為有效地鄉村治理的一種方式,筆者認為,協同治理有以下特征:

1. 主體的多元性。

協同治理的最大特點是治理主體不再是單一主體,而是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主體不僅包括政府組織,還應包括民間組織、企業和個人在内的多個主體參與到治理的過程中。

2. 主體的協同性。

協同性強調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雖然存在着相互競争,但協作更是協同治理的主旋律,各主體通過有效協作,使整體效應大于部分之和。這在協同治理中表現為政府不再僅僅依靠強制力,而是與其他治理主體進行平等協商、協同合作等,以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從而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

3. 治理的制度性。

協同治理不是随意散亂的合作,相反,協同治理需要治理主體共同設計制度,包括明确責任界定和設立行為準則等來保障協同治理行動的正當性,這體現了協同治理的制度性。

4. 目标的公共性。

雖然治理主體具有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雙重性,但有效的協同治理是各治理主體以公共利益為主而形成的協同關系,在治理過程中發揮各自的優勢,以期保質保量且不失效率地實現公共利益。

(二)協同治理的主體分析

本文認為協同治理最大的特點在于有效協同過程中的治理主體多元性,治理主體是協同治理的核心,研究協同治理模式就不能避開對治理主體的分析。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本文認為鄉村協同治理中的治理主體可大緻分為五種類型:

1. 黨組織。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鄉村協同治理中,黨組織處于不可替代的領導地位。基層黨組織領導鄉村協同治理,并發揮着戰鬥堡壘作用、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和領導幹部骨幹帶頭作用,從而調動其他治理主體的治理積極性。

2. 行政組織。

協同治理中,行政組織指政府及其隸屬組織。行政組織對鄉村協同治理負責,但并不是由行政組織按傳統的科層化組織體系來對其他治理主體進行上下級管理,而是對其他治理主體進行指導、支持和幫助,并與其他治理主體建立一種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充分尊重各治理主體,以保證其協同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3. 自治組織。

本文認為,自治組織主要指農村村民委員會及其下設的村民小組等。自治組織在協同治理中主要任務是負責管理在村民自治範圍内的事項,同時協助政府工作順利展開,積極向黨和政府反映群衆的意見、建議和提出的要求。

4.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在鄉村協同治理中,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指農民自願聯合起來進行合作生産、合作經營所建立的生産經營合作社。合作社在産品生産和銷售環節形成規模效應,提高了農村産業的經濟效益,增加了農民的收入,農民對合作社的信賴度加深,農村中生産經營合作社在協同治理中的話語權也不斷增加。

5. 個人。

近年來,農民以個人的名義參與到協同治理過程中的例子不再是新鮮事。随着農村經濟生活的改善,農民受教育程度程度的不斷提高,對自身的權利和利益有了更多的關注,因此,也成為基層治理的積極參加者。

通過對協同治理的特點和主體的分析,本文認為,鄉村協同治理指為實現農村的公共利益,在中國國産黨的領導下,由政府負責,在制度的指導下,其他主體有效參與到農村治理過程中的治理方式。

三、彜族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

(一)平地村概況

平地村隸屬于武定縣白路鎮,距鎮政府所在地25公裡,平地村委會全村轄大平地、小平地、舊管驿、木高古4個自然村,共7個村民小組,2018年有農戶291戶,總人口1114人,其中彜族1097人,占98.47%4個黨支部,58個黨員,有一支駐村工作隊。該村特色經濟作物有豌豆、玉米、烤煙,還專門成立了蔬菜營銷市場和山羊交易市場,且村裡有集體經濟,部分村民以入股形式分紅。

(二)平地村協同治理主體

1. 黨組織。

黨組織在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中處于領導地位,是協同治理順利開展的根本保證。白路鎮黨委以及平地村黨總支作為我國的基層黨組織,在協同治理中領導工作,主要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切實擔負直接教育、管理、監督黨員及組織、宣傳、凝聚和發動群衆的職責。在平地村,大平地、小平地、舊管驿、木高古四個自然村至少有一名黨支部書記,起示範帶頭作用。

2. 行政組織。

白路鎮政府作為基層政府,在平地村治理中負主要責任,這既強調了白路鎮政府在政治、行政和經濟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又要求白路鎮政府重視自身服務能力的發展。在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中,由于各主體協同治理能夠彌補政府在管理能力上的不足,因此也就更加強調白路鎮政府的服務能力。白路鎮政府為适應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中加強政府服務能力的要求,在“民本位”、“社會本位”理念的指導下,轉變以行政管制、計劃指令等為主要方式的管制型政府形象,逐漸向提供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重視對其他治理主體進行指導、支持和幫助的服務型政府轉變,并與其他治理主體間形成了一種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

武定縣政府不直接參與平地村治理,而是由武定縣政府向平地村派出的駐村扶貧工作隊參與到平地村的協同治理中。武定縣政府發布了《武定縣2018年駐村扶貧工作隊管理辦法》,加強駐村扶貧工作隊的管理,嚴肅駐村工作紀律,文件中附件2為駐村扶貧工作隊的責任清單,明确了7方面22條職責。平地村駐村扶貧工作隊由楚雄州農業局派出,發揮駐村資源的優勢,推動中央和省、州、縣相關政策落實。同時駐村扶貧工作隊也參與到平地村村級組織建設以及鄉村文明的建設中。

3. 自治組織。

平地村村民委員會在本村協同治理過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平地村村委會承擔着艱巨的工作任務,脫貧攻堅、人居環境改善、城鎮建設、教育衛生幫扶等大部分工作的開展都需要平地村村委會的協助。村委會協助政府工作的同時,需管理好村民自治範圍内的事項,以推動平地村協同治理有條不紊地進行。同時,村委會注重自身的組織建設,在政府和工作隊的幫助下,培養優秀的村級幹部後備人才,提升村組幹部的素質,優化村組幹部隊伍,從而提高了村委會的工作效率,為平地村委會赢得了其他治理主體及廣大村民的信任和尊重,這也使得平地村村委會在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得到保障。

平地村村民委員會還下設了四個村民小組,每個小組至少由村組長、支部書記、報賬員三人組成。平地村村民小組作為平地村村民委員會下設立的小組,協助村委會開展工作,也參與到平地村協同治理中。

4.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平地村合作社依托龍頭企業“雲露公司”、“紅星種植交易市場”,發揮優勢,突出亮點,成立蔬菜種養合作社,結合平地村的優勢特點,以娃娃菜,花菜,豌豆為主要品種,積極發展夏秋蔬菜種植,加快平地綠色農産品生産加工基地。同時,平地村也積極發展畜禽養殖專業合作社,帶動平地村生畜生禽的生産銷售,在大平地有從事山羊的養殖交易的生産合作社,省政府給予其扶持資金10萬元。

平地村合作社鎮政府不參與,主要為村民發起,市場監督管理所辦理證照,合作社社長、理事長進行運作,村民參與合作社管理,主要為德高望重具有号召力的村民或者本村黨員進行創辦領辦。合作社将每戶參與村民的生産勞動成果集合起來,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形成規模效應,有利于統購統銷,從而使利潤最大化。而正因為其在生産交易過程中具有巨大的優勢,增加了村民收入,也使得合作社在平地村治理過程中的擁有了一定的話語權。

5. 精英人士。

平地村的精英人士在協同治理中發揮着獨特的作用,這類人在平地村治理中擁有話語權,其言行使他人信服。平地村精英包括以下三類:一是經濟能人,即在平地村經濟收入水平較高的一類人,這類人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得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從而提高自身的話語權;二是退休幹部、黨員和勞動模範,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上有熱情、有擔當,經濟基礎也較為穩固;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高尚品質、受到村民信賴和尊重的村民,也構成了平地村精英的一部分。

(三)平地村協同治理内容

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村現代化的進程。經調研,本文認為,平地村在以下方面采取協同治理行動:

1. 因地制宜,發展特色支柱産業。

平地村駐村扶貧工作隊依托并有效利用挂靠單位的豐富資源,在白路鎮政府和平地村村委會的幫助下為平地村引進龍頭企業、引進冷庫、争取中低産田地改造金和建立蔬菜育苗大棚,為平地村蔬菜産業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平地村蔬菜種植合作社和少部分經濟能人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在平地村黨總支和各村黨支部的領導下,與引進的龍頭企業帶動貧困農戶抱團經營,農戶按質按量完成種植任務,從而确保種植農戶利益得到保障。白路鎮豌豆産量每年近3萬畝,産值超5000萬,平地村占比高,經濟大頭多為平地村村民。同時,平地村村委會根據現實生态環境并結合經濟作物生長習性,發展經濟林果、烤煙、中藥材種植,并與煙草公司、雲南白藥集團簽訂收購合同,帶動平地村特色産業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長。此外,平地村黨總支和村委會引導平地村成立發展畜禽養殖專業合作社,為農戶提供養殖的技術服務,通過養殖專業合作社帶動畜禽養殖,并制定2018-2020年的三年目标,實現産值增長。在文化産業上,木高古村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于1987年被楚雄州人民政府列為州級文物保護單位,瓦房建築保存完好,具有曆史特色,列為中國傳統村落之一。同時具有紅色文化曆史,适合發展紅色旅遊文化産業,政府和村委會正着手引入旅遊公司,期望建立由村民承擔8%分工的經濟模式。

2. 脫貧攻堅,落實精準扶貧政策。

2017年根據貧困對象動态管理相關要求,經“摸底排查”和“三評四定”,平地村現有建檔立卡貧困戶99451人,未脫貧27人,貧困發生率為0.63%。為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目标,平地村委會結合實地情況,提出平地村委會三年(2018-2020)産業扶貧實施方案,按照白路鎮黨委政府的安排部署,引進龍頭企業,在蔬菜種植方面依托雲露公司,積極發展夏秋蔬菜種植,以公司 黨支部 合作社 農戶的模式,并且平地村委會與煙草公司、雲南白藥集團簽訂收購合同,在确保訂單的同時減輕農戶風險;在畜禽養殖方面采取黨支部 合作社 農戶的模式進行集中養殖銷售,促進貧困戶穩定增收。

駐村工作隊在平地村扶貧工作中利用自身資源優勢,為平地村争取到七萬元化肥,每戶分到三包化肥價值200元左右,委托村組長進行發放。同時與村委會對接尋求幫助,了解村子人員和家庭情況。駐村工作隊詢問村委幹部、村組幹部、村民的意向,摸清平地村實情,為平地村引進龍頭企業、冷庫、改造金、育苗大棚等,利于平地村種植業發展。同時駐村工作隊為大平地争取到省級扶持10萬元資金的合作社,從事山羊養殖,下一步以村黨總支牽頭成立合作社,帶動全部99家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參與。

在貧困戶評選中,平地村堅持進入出去合法,嚴格遵守三評四定程序,即由群衆寫申請,内部評議;以支部形式召開黨員評議;村民評議和村委會初定;村民代表大會議定(一般由村長、副村長、部分黨員代表、部分村民代表參與,約25人左右),再由鄉鎮審定;最後縣确定。

充分發揮黨員隊伍在脫貧攻堅中的先鋒模範作用,由村黨總支、駐村扶貧工作隊協助各黨支部組織本村群衆開展農村環境衛生整治工作。建立黨員與貧困群衆結對幫扶制度,選擇家庭條件好,有創新精神,敢闖敢幹的黨員與貧困戶“1 N”結對發展,同時,鼓勵和支持本村黨員領辦創辦産業基地、農民專業合作社,帶領村民增收緻富。

3. 改善農村環境,建設文明鄉村。

平地村各治理主體在堅持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的基礎上,完善本村基礎設施,着力改善農村環境,培育平地村文明新風,将平地村打造成為一個宜居文明的鄉村。白路鎮政府、平地村委會和駐村扶貧小組着力完善基礎設施,推進平地村道路、水利設施、危房改造、異地搬遷、土地整治、電網提升、網絡升級等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本村發展基礎。同時也注重平地村環境衛生的監管,推進垃圾集中處理制度,平地村各黨支部在黨總支和工作隊的幫助下,組織本村村民開展每月至少一次的農村環境整治,使得平地村環境得到大程度的改善。

在改善平地村環境的同時,平地村加大培育本村的文明新風,在平地村修建火把廣場來慶祝彜族傳統節日火把節,投入超過300萬。村委會大力開展健康文明的文化娛樂活動,舉辦籃球、拔河、打撲克等文體活動,凝聚人心。駐村工作隊每年為貧困戶、五保戶、空巢老人、殘疾人和留守兒童等至少辦一件實事難事。黨組織和黨員則在平地村進行政策宣傳,如脫貧攻堅政策、十九大精神宣講,讓村民們更加了解黨的政策。大平地村被評選為“州級文明村”,複查時保留文明稱号。

(四)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

通過對平地村各治理主體的訪談以及對鄉村治理現狀和成果的調查,本文認為,平地村在各主體積極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以基層黨組織作為領導核心,政府負責,其他主體有效參與的協同治理模式,确保鄉村治理的各主體的廣泛參與以及治理目标保質保量完成。平地村的協同治理模式可用以下四個環節加以概括:外部訴求反映環節、協同治理準備環節、協同治理行動環節、協同治理結果環節,是由以上四個環節依序開展,最後的協同治理後果作用于外部環境,影響外部環境産生新的訴求繼而重複全部環節而形成的一種循環模式。

1. 外部訴求反映。

外部訴求反映環節首先要關注外部環境對協同治理的影響,這裡的外部環境具體指平地村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等因素的集合體。任何協同治理行為都不是處于封閉的環境,而需将協同治理放入具體的情境中,充分考慮各治理主體間的互動。外部環境是協同治理行為能否開始的重要因素,影響着協同治理主體的關系和結構,也可以影響目标的達成。外部環境時研究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必須首先考慮的因素,但并不是說協同治理行為不能反作用于外部環境,需要肯定的是協同治理行為對外部環境存在着反作用。

本文将外部訴求反映視為一個産生村民訴求的環節,這種訴求一般具有公共性,我們可以将它視為平地村本村的公共利益。正因為在外部環境中産生的反映公共利益的訴求,這種訴求也可以理解為協同動因,這種動因在外部環境中産生,這些都可以成為多個治理主體參與協同治理的動因。外部訴求反映是平地村的協同治理模式中的前提,由外部環境中産生的訴求反映可以成為平地村協同治理是否開展的重要基礎或者主要因素,同時,這種訴求反映必然會涉及到各治理主體的利益,影響彼此的關系。而且當外部訴求反映通過平地村協同治理得到解決、滿足之後,産生的後果必然會再次作用于外部環境,從而影響外部環境繼續産生新的訴求,不同的訴求也會促使協同治理主體結構的變化。當然,外部環境産生的訴求并不是永遠讓協同治理的主體被動的接受,協同治理主體通過之間的協同合作和自身的努力,也會對外部環境産生一定反作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新的訴求對協同團體的影響。

2. 協同治理準備。

協同治理準備環節是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的重要保障,為協同治理行為環節提供了極大的助動力,協同治理的準備充分與否也一定程度上地決定了協同治理的結果。根據協同治理準備環節在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中的重要性和影響性,本文認為協同治理準備環節需做好三個方面的準備,才能保證協同治理行為的順利開展。

首先,有效參與是不容忽視的,平地村治理主體在本村治理過程中的有效參與是形成協同治理模式的重要前提。在這裡,有效參與強調參與的有效性,即不隻是要求平地村治理主體參與治理過程,因為僅僅是參與就有可能導緻行動的無效性,還要求平地村治理主體的思想和感情都投入到了平地村治理過程中,每個治理主體都将為實現平地村公共利益作為自身的責任義務。平地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政府、村委會、合作社和個人等治理主體為實現平地村公共利益、推動平地村經濟社會的發展,積極參與,協同治理就是有效參與的主要表現。

平地村治理主體之間達成思想共識也是協同治理準備環節需要着重處理的重要因素。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需要各治理主體在思想上達成共識,在思想上形成的對農村公共利益的認同,可以有效保證主體的治理行為是為了實現農村的公共利益,而非私利。平地村治理主體要想達成思想共識,就必須要注重考慮信任、目标和利益。信任,是實現思想認同的首要前提,任何事情的順利完成都離不開信任,協同治理行為最不能缺乏的就是信任。每個治理主體都要相信其他主體是誠實的、可信賴的和正直的,這表現為一種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保證平地村治理主體能夠在外部産生訴求時最快進行協商,按照共同約定采取有效行動且不擔心自身的利益受損。目标是對行動預期結果的主觀設想,是行動的預期目的,為行動指明了方向。如果目标本身不清晰明确,就不能為協同治理行為提供一個明确的方向,協同治理行為本身就會陷入混亂;如果目标不能得到各主體的認同,就很難将各個治理主體聚合在一起,也很難激發主體的積極性;如果沒有目标,治理主體的共同協商很難做出正确的決策,協同治理行為産生的後果也沒有了考核的依據,不能判斷行為的正确與否。可以說,一個明确的共同目标為協同治理行為指明了方向,凝聚各主體進行協同,激發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并為協同治理行為進行評估考核。利益在協同治理過程中也不能忽視,因為治理主體會進行利益權衡。治理主體作為獨立的個體和組織,他們都具有自身的利益,同時在參與協同治理的過程中又需按照共同約定行動,實現農村的共同利益。這種雙重性容易導緻利益沖突,而一旦某一治理主體選擇忽視集體利益的實現而選擇自身利益,必然會導緻協同治理行為的失敗。這也就需要進行統籌兼顧,平衡各治理主體的利益,實現互惠互利,保證平地村公共利益的實現。

協同能力不是指單一治理主體的治理能力,而是各治理主體在協同治理的過程中通過相互合作提升整體能力或是各治理主體整合形成一種新的能力,這種能力具有1 1>2的效果。本文認為平地村協同治理主體的協同能力應該包含角色、學習、資源三方面。首先,角色要求平地村協同治理主體進行角色定位,黨組織在平地村治理中作為領導核心,而白路鎮政府以及駐村工作隊由于在權力、人力和資源等方面擁有先天的優勢,因此政府在平地村協同治理中負主要責任,如村委會、合作社和農村精英等平地村其他治理主體在解決問題上具有獨特的貢獻,也是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要求白路鎮政府及駐村工作隊做好角色定位,由管理者身份轉變為指導者身份。其次,學習能力要求平地村每個治理主體能夠在協同治理的過程中虛心學習其他治理主體的優點,揚長避短,在協同治理中主動改進和提升自身能力,從而推進整個平地村協同治理能力的提高。資源是協同治理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平地村治理主體擁有的資金、人力和其他資源程度決定協同治理行為是否能夠順利的展開,在協同治理準備環節需要針對各方主體所具備的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控制和運用。

3. 協同治理行為。

協同治理行為環節是平地村治理主體在做好協同治理準備工作的前提下,以實現平地村公共利益為目标所采取的各種治理行為的統稱。這一環節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協同治理準備環節給予足夠的支持,治理主體間達成思想共識,具有相應的協同能力之後的有效參與決定了協同治理行為的有效性,如果準備不充分或者根本沒有準備必然會影響協同治理行為。同時,協同治理行為需要行為規範,平地村治理主體在采取協同治理行為時對各方的意見進行統合,形成有關協同治理行為的規範準則,确保行為在共同的準則規範下實施。

4. 協同治理結果。

事實上,作為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最後環節的協同治理結果就是對治理主體采取的協同治理行為的過程、産生的結果進行評估、分析和反饋。首先,評估協同治理的結果是否實現預期的目标、是否得到組織和村民的認可、是否影響于外部環境從而産生利于平地村發展的訴求。同時,分析治理行為和結果,總結成功的經驗,找出協同治理各環節存在的不足加以改進,積累經驗。最後,将評估和分析的結果反饋于平地村治理主體。

上述四個環節構成了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平地村各治理主體在産生了反映農村公共利益訴求的前提下,達成思想共識,有效參與到協同治理行為的過程中,并對治理後果進行評估、分析和反饋的一種循環治理模式。

四、鄉村協同治理存在的問題

(一)村委會幹部的待遇較低

村民委員會作為鄉村協同治理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群衆性自治組織,村幹部在鄉村中擔任職務,并享受一定的政治經濟待遇。但是,村幹部同時兼具農民和家庭成員的身份,村幹部在需要完成手頭的工作任務,帶動農民增收,改善農民生活,實現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又需要承擔個人的家庭生産經營。村委會的工作任務繁重,占用了村幹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幹部參與到自身的家庭生産中,降低了村幹部的家庭收入,在工作生産的雙重壓力下,村幹部的待遇補助有待提高。在平地村,村主任書記一肩挑每月補助1620元,副主任副書記每月補助1600元,村民小組長每年600元補助。村幹部從事家庭生産的收益要高于個人的工作補助,一方面,村委會工作導緻村幹部自身家庭收入降低,個人的待遇補助較低不能彌補個人的家庭損失;另一方面,農村的脫貧攻堅、人居環境改善、城鎮建設、教育衛生幫扶等工作大部分都需要村民委員會的積極配合。村幹部待遇補助較低的情況導緻村幹部缺乏工作熱情,敷衍了事、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的現象也會随之出現。

(二)普通村民缺乏參與熱情

在鄉村協同治理中,精英人士與普通村民所表現出的截然相反的參與态度和行為值得深思。以黨員、經濟能人和德高望重村民等精英人士為代表的個體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很高,熱情高漲,為推動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往往占農村大多數人口的普通村民卻缺乏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随着農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普通村民的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更加的關注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實現,卻很少通過積極參與村務管理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他們往往依靠于本村的精英來表達自身意見。在平地村,由經濟能人和強人轉化為的村莊政治精英主動參與平地村協同治理,普通村民的參與意識和當家作主能力雖然得到提高,卻自願依托于這些村莊政治精英,由他們反饋自身的意見建議。然而,鄉村協同治理的個人主體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精英的活躍,而應該擴展到所有村民,在鄉村協同治理中精英掌握了農村大部分的話語權而普通村民卻缺乏參與的現象是不健康的,參與的兩極分化必将影響到鄉村協同治理模式的發展。

(三)治理主體利益的雙重性

在鄉村協同治理中,作為個人或群體利益交叉集合的農村公共利益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治理主體同樣擁有自己的利益,而自身利益與農村公共利益共存的情況則意味着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自身利益與農村公共利益的沖突。通常來講,協同治理維護的農村公共利益雖然代表了村莊内不特定範圍内多數成員的普遍密切相關的利益,但少數成員的利益可能因此受損。協同治理行為可能帶來自身利益受損或不能為自己帶來顯著利益的後果,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治理主體的行為必然會受到這種後果的影響,有關治理主體很有可能會選擇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這種自我自利的行為并不符合協同治理所要求的治理主體為了農村的公共利益協同合力,有效參與。治理主體由于利益的雙重性很難保證其在協同治理過程中能否與其他主體達成思想共識,之後所采取的自利行為也會影響到協同治理行為,導緻協同治理異化。

五、優化鄉村協同治理的若幹思考

(一)建立優秀幹部隊伍,保持隊伍穩定

鄉村協同治理離不開優秀的村組幹部隊伍,村組幹部作為鄉村協同治理的骨幹力量和村民訴求的首選依托對象,因此,建立優秀的村組幹部隊伍、保持幹部隊伍穩定是建構鄉村協同治理模式的重要任務。村組幹部由于補助較低無法彌補其因繁重工作而造成自身家庭生産的經濟損失,因此,首先需要提高基層基礎保障水平,進一步改善村組幹部的待遇,激發村組幹部參與鄉村協同治理工作的熱情。在增加村組幹部報酬的同時,建立嚴格的培訓和考試制度,強化村組幹部能力素質提升,建立具有專業能力和專業精神的高素質幹部隊伍。同時,鄉鎮黨委政府需要與村組幹部定期開展交流會,在交心談心中,了解村組幹部真實的工作生活狀況和所遇到的困難,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關心關愛村組幹部。

(二)由治理主體牽頭,激起村民參與熱情

進一步發揮治理主體的示範帶動作用,凡涉及農村公共利益的協同治理行為,必向村民進行宣傳,針對村民提出的有關困惑進行耐心講解,使普通村民深入的了解開展協同治理行為的必要性,保證村民對協同治理行為的認識上達成共識,激起村民的參與意識。同時,治理主體定期聯合開展有關鄉村協同治理的宣講會和走訪,以講課、拉家常的方式進行對普通村民進行重點幫教,組織鄉村精英向身邊村民進行言傳身教,通過身邊的真人真事,使普通村民認識到自己也是鄉村協同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增強村民參與的内生動力,将協同治理與村民自身利益有機結合起來,開展“參與1人,受益1人”的宣傳和教育,确保普通村民認識到協同治理與自身的利益實現和訴求反映是密切關聯,強化普通村民的參與責任意識。

(三)建立協商平台制度,促進利益平衡

由于治理主體的利益具有雙重性,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沖突會對鄉村協同治理造成巨大阻礙,如何實現各方利益平衡是鄉村協同治理中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各治理主體共同關注的問題。利益平衡需要制度的保障,在農村建立大事要事協商平台制度,為各主體表達個體利益和訴求提供了場所和制度保障。大事要事協商平台并不是要消除各方利益的差異,而是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由各方選舉出代表參與大事要事協商平台,通過綜合聽取各方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兼顧不同的利益需求,力求找到一個能讓各方都接受的協同治理方案,在某種程度上達成利益平衡,這樣才能讓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各治理主體有效的參與到鄉村協同治理過程中。

平地村協同治理模式是少數民族村社在鄉村治理過程中經過不斷摸索和實踐形成的一種新型鄉村治理模式,将協同治理融入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各個治理主體的優勢,推動它們形成一種協同合力的關系,以保障農村的公共利益實現。這種模式雖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在資源整合、行動開展和利益平衡等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優勢,因此,需要創新和完善少數民族村社協同治理模式,有效利用協同治理理論,為少數民族村社實現鄉村振興提供保障。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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